股权"市场结构"、最优负债和非效率投资行为

股权代理成本包括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害.反映在企业投资决策上,经理为最大化私人利益存在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行为,大股东通过关联方投资的"掘隧道"行为侵占小股东利益.文章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分析了不同股权"市场结构"下股权集中程度、监督成本与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认为在完全竞争股权结构和完全垄断股权结构中,只要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水平后,监督才有效率而且监督成本与股权集中程度成反比关系,达到一定股权集中度的分散性股权结构和垄断性股权结构对于降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整体代理成本最为有效.文章认为应该适度分散国有股权,鼓励具有有效监督动机的股权适度集中以降低整体代理成本,股东引入最佳负债水平同样也能降低经理的代理成本.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控制权收益①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控制权收益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特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深沪两市8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股权分置改革前的2003～2005年公开数据,对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董事会规模呈U型二次非线性关系;国有股比例-9董事会规模正相关,法人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对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有负面影响,法入股比例则-9其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董事会会议次数负相关;国有股比例与两职合一性正相关,而法人股比例与其负相关。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调整股权结构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具有现实必要性。     

自由现金流量、股权结构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研究

按照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当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量时,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容易引发过 度投资.本文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以及股权结构能否抑制过度投资.分析表明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严重,现金流与投资行为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制约过度投资,但是举债在我国并不能对过度投资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地区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研究——来自CGSS和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企业的核心治理结构安排,对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社会信任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地区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地区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负向影响,地区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正向影响,说明内群体社会信任程度高和外群体社会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信任格局是中国企业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重要成因;(2)地区正式制度环境与外群体社会信任可以相互替代:地区正式制度环境越好,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负向影响越弱;(3)企业业绩越好,地区外群体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越弱.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研究

以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为实证基础,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两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其中股权集中度选择了第一大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股权属性则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通过SPSS的相关性分析和曲线估计及回归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业上市公司整体规模较小,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股权集中度较高,没有形成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不完善。二是农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治理效应呈现倒U型结构,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则呈现正的治理效应。三是高管持股比例在整体上是正向的治理效应,但在不同的区间则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应。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股权结构与兼并行为倾向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Logistic过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兼并和被兼并行为,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股权属性、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变量对企业兼并行为具有显著解释能力.具体而言,法人股第一大股东、第一、二、四大股东持股比例高、股权集中度高、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倾向于对外兼并;股权分散、第一大股东主动出让股权或为国家股的公司则易于被兼并;大股东股权协议转让、关联交易和现金支付的兼并成功可能性高.这一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兼并实务工作和理论研究具有相当价值.     

治理结构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下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高管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整体上低于民营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较弱股权制衡度、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适当低的董事会频率、良好的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而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尝试性地从股权结构与产权性质两大方面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行为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偏低,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个体性差异;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分别与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与环保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他们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合谋"倾向;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产权差异特征,即国有公司比民营公司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本文的研究结论既为利益相关者了解当前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和政府明确其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又丰富了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献并拓展了环保投资的研究视角。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外部监督股权的选择

本文结合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这一制度环境，利用博弈模型考察了企业家在进行项目融资时利用外部监督股权的选择以最大化预期总收益的过程。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越好，企业家可以容忍(选择)的外部监督股权比例就越高，但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和地区。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第二大股东的外部监督股权则由于股权比例相对较低而弱化。文章通过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状况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了第二大股东股权结构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两个理论推论。     

技术创新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来自创业板上市制造企业的实证

基于2013-2017年我国277家创业板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股权结构、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企业绩效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②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企业绩效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③在股权适度集中的基础上,股权制衡度与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④技术创新部分中介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股权结构、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及企业绩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视角,在考察控股程度与控股股东性质交叉作用的基础上,研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绝对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性质,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都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高;在绝对控股条件下,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比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低。研究结论表明,分散化的股权和国有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效果相对较差,从而使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高。本文借助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深化了已有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技术创新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3-2017年我国277家创业板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股权结构、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企业绩效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②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企业绩效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③在股权适度集中的基础上,股权制衡度与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④技术创新部分中介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股权结构、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及企业绩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最优股权结构分析

公司股权结构是各利益方相互博弈的结果。本文从企业融资渠道的角度出发,考虑在负债条件下的企业最优股权结构的确定。通过文献回顾股权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分析出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大体分为三大类: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不相关以及股权的分散性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同时认为股权结构的内生性问题与绩效也有一定的显著性影响。本文采用Pagano和Roell(1988)提出的股权结构的形成模型,同时本文将在外部融资中加入债务融资进行分析。理论分析表明,企业的最优股权结构受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在考虑债务融资的情形下,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价值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企业的股权结构可能是内生的,它会随着企业经营境况的改变而改变,是股东间博弈的结果。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股权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针对股权分置和股权全流通的制度安排,在不同信息状态下研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表明,信息对称时,股权全流通制度下企业投资行为达到最优,股权分置制度下国有资产的高折算溢价使得企业存在投资过度行为;信息不对称时,股权分置制度下低质量企业表现出更多投资过度行为,高质量企业表现出更多投资不足行为.证券监管部门近期应该促使股权全流通,远期应该重视规范企业信息披露,从而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