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投融资问题及对策

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文化产业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文化产业的成长离不开金融支持,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财政投入缺口大、引导性弱,地方政府存在政绩性投资且投资手段单一;直接融资进入门槛高、融资规模小、融资成本高;间接融资规模小、成本高;各种金融服务中介机构缺失等问题。解决文化产业投融资困境,除了依赖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外,还有赖于加强文化企业自身建设。     

试析我国企业的融资偏好

一、企业融资方式及一般规律 (一)企业融资方式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The New PalGrave A Dicionary OF Economics):融资是指为支付超过现金的购货款而采取的货币交易手段或为取得资产而集资所采取的货币手段.国内对融资的定义有两种:一是资金融通;二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融资主体角度,可对企业融资方式进行三个层次的划分:第一层次为外源融资和内源融资;第二层次将外源融资划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第三层次则是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再进行进一步细分.其中,间接融资一般都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进行债务融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直接融资则包括债务融资(企业直接发行债券等)和股权融资(如发行股票)两种.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估算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进行估算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本文所进行的规模估算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1)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主体是农村个体私人企业和农户;(2)农村个体私人企业占全国个体私人企业的70%;(3)个体私人企业投资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4)个体私人企业投资来源于以自身积累为主的内源融资和以正规与非正规借贷为主的外源融资,非正规股权投资忽略不计;(5)农村个体私人企业非正规外源融资比例各年度之间保持不变;(6)有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农户占总农户数量的75%。估算的口径有二:一是窄口径,即有5.5%的个体私人企业从非正规渠道融资;另一是宽口…     

城市融资平台创新的相关探讨

城市融资平台为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城市融资存在一些问题:城市投资平台公司的作用认识误区、政府对城市建设资金的管理不到位、法律法规过时、其他投资来源很少等。创新城市融资平台势在必行,笔者主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打造经营性融资平台、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投资领域的融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几方面展开讨论。     

深化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与对策

一、关键是实现政企分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政企分开,分解与投资相关的各类经济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构造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完善投资决策体制、融资体制与宏观管理体制,建立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1、政府投资与国有企业投资分开,政府退出营利性投资领域。划分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政府退出竞争性项目投资。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分开,实际上是非营利性投资与营利性投资分开,前者主要是政府行为,后者是企业行为。营利性投资的动机与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投资形成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是价值     

决定企业成长速度的结构方程解析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对我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检验政府管制、法律保护和融资约束三者对企业成长速度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力度。结果表明,影响企业成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法律保护和融资约束,良好的法律保护促进了企业成长,较高的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成长,虽然政府管制会通过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速度间接产生作用,但没有发现政府管制对企业成长速度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因此,要促进我国企业又快又好地发展,最重要也是最需要解决的是:(1)加强法制环境建设,为企业发展打造良好的法律平台;(2)完善金融环境,为企业发展打造宽松的融资平台。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将Greenwood-Jovanovic(1990)模型扩展到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三个领域,通过扩展的Greenwood-Jovanovic(1990)模型能够更全面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太显著,三个市场中仅有信贷市场由于高储蓄拉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在金融业中银行业仍占主体地位;而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由于发展相对滞后、规模相对较小,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投资与GDP的比值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的投资效益低下。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PPP融资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逐步扩大,仅依靠政府投资难以满足其发展需要,因此必须采用多种方式筹措建设资金.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融资模式能够使民营资本参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民营资本的投资回报,同时PPP融资模式能够减轻政府的投资负担和项目的建设风险,因此可以形成"多赢"的结果.本文对PPP融资模式的运作思路进行了论述,对PPP融资模式用于域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用建议.     

融资约束、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8-2002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融资约束、不确定性和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融资约束状况,而且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2)公司特有不确定性与公司投资呈显著正相关,总体不确定性与公司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市场不确定性与公司投资之间呈负相关;(3)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提高上市公司配股、增发的管理水平,并为上市公司制订正确的投融资政策提供实证证据。     

企业融资规模、银行所有制 歧视与产能利用率

本文在对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规模和银行所有制歧视引入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与企业融资规模密切相关，银行所有制歧视通过企业融资规模对产能利用率产生间接影响。剔除技术效率影响后，行业整体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并存在明显的混合效应。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民营企业融资规模发挥着相对积极作用。2008年后企业融资规模的扩大更易引起产能过剩的发生。银行所有制歧视对产能利用率的冲击效应更加强烈。     

论以城市政府作为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合理性

在城市基础设施多元投资新格局下,城市政府由传统的唯一投资者,演变为多元投资主体之一。要重新界定政府投资的合理性,有必要从城市政府投资地位、投资范围、投资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应当建立“一主多元”的投资格局;政府投资范围应界定在非经营性资产和未能得到合理回报的经营性资产;重视城市政府投融资方式在融合与分离上的创新。     

略论经济增长由单纯依靠投资和净出口向二者与消费协调拉动的转变

在国内持续低消费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激励,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关键：一在于提高消费,二在于改变政府对投资和出口激励的方式与手段。     

我国公共农业R&D投资变化及其国际比较研究

研究了我国公共农业RD投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并从全球各地区、金砖国家及新兴国家层面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公共农业RD投资增长迅猛,投资总额位居金砖国家及新兴国家之首,但投资稳定性不容乐观且投资强度明显不足;公共农业RD投资以政府部门为主,重点扶持农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政府应提高公共农业RD投资强度,确保投资稳定性,使资金适量向林业、畜牧业及渔业倾斜,同时鼓励私人部门对公共农业RD进行投资。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政府创新资助的有效性,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882家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考察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特征,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剖析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投入强度最大;②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趋于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中心-外围”特征显著,中心省份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外围省份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④政府创新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⑤政府创新资助对东部地区、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Accounting for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Imbalance from 2002–2008

This paper decomposes and analyzes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imbalance (equivalent to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from 2002–2008. We first use 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to calculate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rates (propensity) of the household,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ectors and to evaluate their rel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aggregate saving‐investment surplu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crease of saving‐investment surplu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teady increase of saving by the household and government sectors and the short‐term downsizing of investment by the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ectors. We then use more disaggregate supplementary dataset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rates for the three sectors. The rise of the household saving rate mainly sources from the urban sector. The corporate saving rate experienced a steady increase because of the rise of profitability. Governmen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ave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of the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ectors.     

我国专利法调整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基于各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们对经济转型中创新要素作用认识的加深,使得创新活动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热点和政策焦点。知识产权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研发资金投入,但如何顺利实现该目标,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议题。部分学者认为专利保护应当与国家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而我国现阶段制度调整是否有效促进了创新活动值得商榷。基于2002-2014年全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各地研发投入的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虽然2008年知识产权法修订进一步明晰了产权、加强了专利保护,但相对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中央科研项目投入情况、高科技企业主营收入情况等其它因素而言,知识产权法的修订对各地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无正相关性。该结果表明,创新是系统而复杂的活动,专利保护立法应与特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现阶段需要配套性的政策措施才能更好地促进创新发展。     

政府创新投入可以促进市场创新投入吗——基于我国内地6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科技创新数据的实证研究

高校是我国重要的创新研发主体,高校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异质性研发创新投入关系值得关注。选取2005-2018年我国内地6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科技创新数据,采用面板VAR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对高校科技创新投入中政府创新投入与市场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高校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创新投入对市场创新投入存在积极影响,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两期左右的滞后期,且只在短期内显著;从长期看,政府投入对市场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Attracting private investment: Tax reduction,investment subsidy,or both?

This paper uses a real-op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net benefit to a government from using tax cut and/or investment subsidy as incentives to induce immediate investment. Although earlier papers generally concluded that investment subsidy dominates tax cut, it is observed that many governments use a combination of subsidy and tax cut. We show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uses a different discount rate from private firms, and when it has to borrow money to provide an investment subsidy, it is possible to get an internal optimum; that is, it might be optimal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an investment subsidy as well as charge a positive tax rate on the profits from the project. Thus, we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puzzling fact that many governments provide an investment subsidy to a firm while simultaneously taxing its profits.     

政府投资效益评价标准研究

政府投资与其他投资主体不同,尽管政府投资涉及范围较广,但其投资更多地还是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把社会效益最大化作为投资的目标.对政府投资效益的评价要从社会效益、宏观效益、长期动态效益及投资的相关效益等方面来分析,要科学地建立一套适合政府投资效益评价标准的方法及其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