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能人大户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述评

农村能人和专业大户发起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引入农村能人大户这一关键要素,可以打破农民合作难题;农村能人大户发起成立合作社是为了寻求经济利益、公共利益和共容利益;农村能人大户型专业合作社的特殊性也引发了运作和发展上的问题,需要由政府来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服务来解决。     

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分析——基于山东邹平县的调研

文章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别,并且构成了复杂的利益驱动机制网络,其中在利益驱动机制的层次归属上,政府的需求层次最高,其次为农村能人、普通社员,而企业、合作社自身与非社员则处于较低需求层次。在当前的利益驱动机制下产生了排斥机制与阶层分化等问题,对此试探性地提出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提升利益驱动层次等措施加以解决。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连结机制分析

利益连结机制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核心。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多种利益主体并存具有现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连结机制是基于章程或契约的有效约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相关制度设计保障了合作社与其成员间的利益连结机制。本文最后从防范利益输送的角度,对法律制度设计中的利益连结机制进行了探讨。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信任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生猪行业的调研与分析

信任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与保证。本文采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对湖南省生猪行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信任问题进行研究表明,社员在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前,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信任度较高,与普通农户之间的信任度一般,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最低;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社对改善社员与农户之间、社员之间的信任有一定帮助,但对增进社员与合作社、社员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作用是负向的。本文提出了改进不同层面合作社社员信任的对策建议。     

促进以农产品生产专业户为主体的合作社的发展——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为例

本文在阐述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在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时所出现的问题以及所应采取的措施。文章认为：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处理好专业大户与专业小户、公司与农民社员以及社员与雇工的关系；扶持以农产品生产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才是真正扶持农业、真正扶持农民。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演变中的“会员制”困境及其超越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程度不仅没能得到根本提升,而且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愈加普遍,出现了从合作制向会员制蜕变的趋势。合作制度演变中的"会员制"困境,是参与合作社发展的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博弈和斗争的结果,已为各利益主体所承认和接纳,显示出合作制度的变迁正在从动态的博弈向静态的均衡与停滞转变。因此,要切实保护普通社员或弱势农户合法的合作权益,就必须注入新的推动力量,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博弈均衡状态,推动合作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迁,探索构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形势发展需要的合作制度框架和合作组织发展道路。     

林业专业合作社异化:类型、形成要因及其机制——以H省为例

通过对H省10县(市)的实地访谈调查,将异化的林业专业合作社归纳为能人股份合作型或合作经营型、公司经营型或主导型、政府事业单位经营型或行政干部经营型和伪合作型等四个基本类型;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职能错位和缺失及政策过失是合作社异化形成要因;核心社员和公司、普通社员及地方政府干部在各自相异的目的和动机下达到的暂时均衡结果是林业专业合作社异化的形成机制,在高度集权体制下的人为扶植加速了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异化。     

乡村能人与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给合作社的农民带来集体收益。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是一项集体行动,面对着“集体行动困境”,在欠发达地区的特殊环境下,这种困境被加剧了。恰当地发挥乡村能人的作用,实现政府、乡村能人和普通农户的良性互动,在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中,超越“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三位一体”:从单一合作到综合合作的制度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合作经济的重大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从某一类型的单一合作发展为集生产、供销与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有利于全局性地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优势,在全过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两个维度上深化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合作社通过开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可以增加其与社员之间互助、互信、互惠的利益联结点,提高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合作紧密程度,进而优化组织内部收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促进农业产业链的重塑和价值链的重构。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选取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作为案例,比较分析了合作社单一合作和综合合作的内在差异和关键机制,验证了上述逻辑,所得结论对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机制指合作社的盈利在合作社与社员之间进行分配的制度安排。本文在对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4年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机制现状(一)特点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性的评价与决定机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过程就是综合平衡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文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合作社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辽宁省14个省辖市的16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性的指标权重,进而求出每个样本合作社的成长性指数,同时建立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实证模型,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合作社成长性影响的决定机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社员和大股东)、领办人(负责人)、客户和供应商、政府这几个主要利益相关者都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性呈显著相关关系,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新形势下社员对专业合作社参与程度、合作行为与意愿分析——基于贵州省五个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基于贵州五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对当前农村扶贫新形势下合作社社员的参与程度、合作行为与意愿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多数合作社社员并非多数文献研究所述缺乏合作参与意识,相反,在合作社发展的十一年间,多数社员已具有一定程度参与观念,但社员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薄弱,加上外部资金与社员间实力差异的影响,合作社多数社员难以实现对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全程参与。在此背景下,合作社社员为促进组织持久发展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参与方式:核心社员的积极控社、普通社员的有限参与、实力雄厚社员的自我发展式参与等。     

关系嵌入、利益联盟与“公司+农户”的组织制度变迁——基于海源公司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对三亚海源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调查为基础,采取单案例探索性研究方法,解构了海源"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所嵌入的关系网络,通过分析该关系网络的参与主体以及海源"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中的关系取向与利益机制,尝试揭示导致"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演变与制度安排的内在因素。研究发现:龙头企业、普通农户、农村能人、地方政府会因相互之间的信任以及各自社会资源的异质性而形成具有互惠性的关系取向,在这一取向的基础上衍生出逐层递进的利益纽带关系,参与主体关系取向的强化以及利益纽带的渐趋复杂化诱发"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由松散型逐渐走向半紧密型、紧密型;公司与农户在不同组织模式中会形成不同的关系取向以及利益联结方式,并且两者的关系随着利益纽带的升级而渐趋稳定;公司与农户间合约履行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还需要通过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治理机制来维系。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以安徽J县惠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研究认为,合作社网络有助于信息传递,降低信息不对称,并且在社员的社会互动作用下,合作社网络所孕育的信任关系、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提高了社员间的合作动机,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发生作用,从而保障了社员资金互助的合作稳定性。依托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试点,其理论逻辑在于发挥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功能,但考虑到社会资本的作用边界,在试点中,要控制合作社社员规模,充分动员和利用社员的"地缘、亲缘和业缘"关系,以提高合作社先赋性社会资本,从而最大化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中的功效。     

农民合作社促进集体经济实现的制度解构——黑龙江省新兴村的例证

黑龙江省新兴村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与运行效果,生动诠释了"农民合作社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但是,将新兴村农机专业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调整,在村民委员会的社员资格、集体积累的来源渠道、合作社终止时国家补助财产的处置、联合社的法律适用等方面尚存制度困境,而且新兴村农机专业合作社遭遇的制度困境在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又具有普遍性。因此,为了消解农民合作社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制度困境,应当有条件地允许村民委员会成为合作社社员,允许社员民主决定公益金的提取,明确合作社终止时国家补助财产的处置办法并完善联合社制度。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及未来发展

虽然中国农民对合作社的需求意愿毋庸置疑,但是从合作意愿到行为的转换,还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制度障碍在于社员缺乏合作理念和民主精神、兼业小农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以业缘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兼业小农的合作需求、过早面对产业纵向一体化浪潮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允许异质性社员共组合作社却未提供防止合作社异化的制度安排。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保持规模农场与兼业小农并存的局面,应当重视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有效需求,同时尝试以地缘为基础的综合性合作社为兼业小农提供服务,并从制度和政策供给两方面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空间。     

经营模式、制度特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基于江西省赣州市三个典型个案的比较研究

以赣州市三家典型果业专业合作社的为例,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模式、制度特征方面的共性和特性,以及其差异化发展路径下产生的不同社会经济效果。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由能人大户主导的、利益联结紧密型合作社在带动能力和发展潜力方面,要相对优于农民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主导型合作社,并得出结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精英仍然属于稀缺资源,"公司+农户"的外部矛盾被转化为合作社的内部矛盾,以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是合作社发展的有效途径。     

隐形策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基于贵州N村茶叶合作社的个案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贵州N村茶叶合作社作为个案分析,验证了隐形策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隐形策略作为合作社参与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上观察合作社产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真实样态,而且能清晰的感知政府、企业、乡村能人以及普通农户四类不同主体行为对合作社产权界定造成的影响。但仍需注意的是,隐形策略所带来的结果及其有限作用,因为一旦隐形策略作为合作社发展的惯用理念时,将会对未来合作社产权的改革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规范合作社产权制度以及主体行为将会是保障产权制度落实的一个可选途径。     

力推合作社盈余返还制度化

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农民成立合作组织、抱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乘势发展逐步驶入快车道.但是,当前合作手段的不完善、合作机制的不健全、收益分配的不合理,一直困扰着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尽快实现"快而好"的目标甚为迫切.因此,在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深入探讨如何维护社员合法权益,体现办社初衷,客观面对并且有效解决利益分配和加快发展的矛盾,促进合作社规范有序发展,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