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持股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借鉴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整体、时间和机构投资者类型三大维度,本文探讨机构持股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有效约束国企过度投资行为,并且证券投资基金的约束能力相对其它机构更好。同时在不同的外部市场条件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过度投资的约束存在区别;在2004~2007这一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与2008~2016阶段有本质的不同;不同机构投资者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异质性。本文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过度投资治理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外部市场环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相对于其它机构更能起到积极型投资者的监督作用。     

过度投资的负债治理效应文献综述

文章首先回顾了负债治理过度投资的效应的相关文献,总结出有效和无效两种研究结论。其次针对负债治理过度投资失效的原因的国内文献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从政府、银行、企业以及制度层面予以讨论。最后对本文所阐述的文献内容进行述评。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影响因素及治理机制研究

投资作为财务决策的起点,影响着企业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而过度投资会导致大量的资金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而盈利能力恶化的领域,资源和生产要素被浪费,从而降低企业价值,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学者们对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文章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过度投资问题的文献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上市公司对于过度投资有效控制的治理机制,从而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价值。     

政府干预、法治、金融发展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笔者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政府干预越多,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越严重,而地区的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会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更为基本的因素。这里的研究结果为正在兴起的"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     

家族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动因分析

近年来,有些家族上市公司产生了过度投资的现象。于是,对家族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展开研究分析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从家族上市公司内外因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行探析。结果表明:家族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内因是对利润的追求,使家族现金流入最大化是其投资的动机。家族企业过度投资的外部动因是政府干预,法制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其中政府为使土地的最大限度被利用,只对GDP的追求而向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等形式,致使家族上市公司投资过度。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识别

由于股东和经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使得经理有过度投资的倾向,但是原有过度投资的检验方法并未能准确地界定过度投资行为。本文在综合考虑项目投资的期限、投资的行业差异和投资收益情况因素后确定了过度投资行为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过度投资的识别可以更好地发现存在过度投资的企业,并为进一步研究过度投资的治理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过度投资上市公司在负债比例、投资年度的收益以及是否处于战略扩张阶段等方面和其他上市公司存在显著差异。     

产品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对于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文献一般集中于代理问题展开的。本文认为,产品市场竞争也会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2001～200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影响,市场竞争能够约束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当公司代理问题严重时,产品市场竞争状况与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高度相关,公司经理会利用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另外,处于行业内主要厂商地位的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也比其它公司严重。     

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动因及其治理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但是由于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管理层薪酬、管理者背景特征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企业的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羊群行为”、自我保护动机是管理层过度投资的主要表现,企业可以通过优化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完善股权结构等方面治理管理层过度自信引发的过度投资行为。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过度投资行为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事例时有发生,而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是最为常见的,本文试图从大股东的动机、公司的股权结构等方面对这种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分析,指出其危害性,并提出了优化股权结构、减少政府直接行政干预、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等抑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建议。     

投资需求、治理机制与现金融资及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指出已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对投资需求、公司治理机制对现金融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对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融资与其投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与控制权配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投资则存在着过度投资现象.     

论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经理薪酬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文章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就经理薪酬对投资过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理薪酬在企业资本投资决策方面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作出补偿和激励时,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因薪酬契约失效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经理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过度投资的动因研究

通过对过度投资概念及过度投资的动因进行研究。过度投资的动因由下面四个因素构成：经营者偏离所有者目标、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管理者特质及认知偏差。     

试析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动因及其治理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但是由于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管理层薪酬、管理者背景特征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企业的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羊群行为"、自我保护动机是管理层过度投资的主要表现,企业可以通过优化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完善股权结构等方面治理管理层过度自信引发的过度投资行为.     

政府干预和治理结构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公司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说明有大股东的股权制衡结构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独立性董事会的公司过度投资较低,说明国有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制约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的作用;董事薪酬和公司过度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薪酬激励对于减少公司非效率投资的重要性。此外,本文也发现负债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

目前国有企业的投资非效率问题一直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现象比较严重。本文将结合我国文化和制度背景,研究国有企业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特别引入了公司治理机制变量,寻求公司治理机制对国有企业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     

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关系研究

文章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探究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同等条件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过度投资水平;同时,从政治关联类别的角度来讲,政府官员类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相对严重,而代表委员类对过度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过度投资研究评述

文章从公司治理、行为财务和政府干预三个层面回顾了过度投资研究文献,发现绝大多数文献仍基于公司层面,尚未有专门文献研究企业过度投资在政府干预下形成机理及其约束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任务的实施如何影响该机制的运作也鲜有涉及,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的具体生存环境,提出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中国的投资效率与过度投资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投资效率以及过度投资的实证分析和经验推断后认为,从总体上说,从总量投资效率来考察,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现象,即中国的高投资不存在低效率问题.但是,从局部上看,在个别产业、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存在过度投资或者说投资低效问题.其政策含义是,针对局部地区和行业的投资过热和过度投资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味地搞"一刀切".在进一步健全投资领域市场化机制的基础上,依靠市场力量提升投资效率.     

控制权收益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经验证据

本文没有采用一般意义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模型,而是假设控股股东与经理人利益相一致的分析框架。只要股权融资下的控制权收益超过负债融资下的财务杠杆收益,控股股东就会选择权益融资方式实施投资项目。即使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和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小于零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仍因能通过发行新股所取得的控制权收益达到其投资目标而实施该投资项目,从而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5年中,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净利润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在第5年平均为负。经粗略估算,上市公司每次股权再融资所取得的平均控制权收益约为2.26亿元,其中国有股东约为1.5亿元,上市公司可接受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平均为-1.48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