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1999—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对西部地区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及分解。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有效提升,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而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且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城市的效率分布特征来看,多数城市经济发展并非只是投入型增长,仍然存在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程度不均衡的情况。此外,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府行为、资本深化程度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研究认为,西部城市应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生产要素有效流动及资源合理配置。     

数字经济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DEA-GML指数测算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构建Tobit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GTFP的影响效果及机制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存在节能降耗与技术创新效应,通过机制效应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变化为主。在区域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数字红利释放效果,西部地区还有待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效能,应因地制宜制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中国30个省市2000—2019年的多个指标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方法计算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解析了公路和铁路的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并分不同时段、不同地区地深入描绘了其影响的差异与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中国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表现出了空间相关性。（2）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公路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高明显表现出直接的促进作用,而铁路主要则是通过其溢出效应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其系数为1.196。（3）就分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2001—2007年铁路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总效应的值高达2.014,而08年之后,由于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超前的发展,因此其影响力将对后续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持续的贡献。（4）就分地区而言,密集的铁路网的建立已使中部地区的经济质量的提升从中获益,而对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的主要是当地公路的修建。     

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85 个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285 个地级市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动态杜宾模型分析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对中国各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各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 下降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交通和医疗基础设施会对当地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能源和环境基础设施会对当地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文化基础设施会对邻近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交通和环境基础设施会对邻近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讯和教育基础设施对当地和邻近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影响。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会显著促进当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对邻近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生产显著的阻碍作用。分区域的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还表现出“短期效果强于长期效果”的时效性。     

市场分割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通过研究交通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构建了一个从市场分割视角出发的研究框架,利用200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交通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不同程度市场分割下交通发展所产生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以铁路密度与公路密度衡量的交通发展提高了地区间的交流,对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会受到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继而根据"冰山成本"模型定义了市场分割指数,发现其对地区发展的倒U形非线性影响作用于自身的同时,也使得交通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存在异质性,相比于发达地区,交通发展在TFP水平较低的省份更能够发挥其正向影响,中部与东部地区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应加强"新基建"的比重,尽早摆脱边际效应递减的困局.     

互联网及交通发展对广西旅游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2005—2019年广西14个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探究互联网及交通发展对广西旅游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对两者的影响作用机制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短期看，互联网及交通发展显著提升了广西旅游经济效率；从长期看，互联网及交通发展对广西旅游经济效率的作用呈先上升后逐渐减弱趋势，但前者提升作用效果显现更快；从作用机制看，互联网发展加快了要素投入向产出的转化进程，而交通发展则确保了产出成果的实现。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江西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战略探讨——从地貌、交通综合分析视角

江西省存在县域经济发展平原地区与山地丘陵地区差异，交通干线与非交通干线差异，南北差异。典型山地县（市）遵循农业特色为主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鄱阳湖平原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实施工业、服务业重点县（市、区）县域发展战略。规划建设南昌大都市圈外环高速公路和南丰县至广昌县至宁都县至于都县铁路建设，促进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武汉城市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与深圳市的对比分析

城市创新发展战略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指明方向。研究武汉城市创新发展战略对于其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促进中部崛起意义重大。以深圳的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参照,对武汉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及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从经济结构、创新资源、创新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与西北五省经济增长——基于malmquist指数的经验研究

西北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国家21世纪能源基地,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中亚地区向西开放的重要区域,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西北地区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这不仅不利于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也对其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效率,成为必然的选择。本文在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内,通过DEA分析技术和Malmquist指数,对西北五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结合改造后的C-D生产函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与能源回弹效应之探讨——以中国工业为例

由于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技术创新对能源消耗水平的影响变得复杂,有必要就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对能耗水平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文章运用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份2001~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利用韦恩图和相关性分析方法从横向、纵向初步探讨不同创新类型与能源强度的关系,进一步地在划分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就分解因素对能源强度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论表明,能源回弹效应在我国是存在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省份开展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以节约能源消耗时,效果受到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最后,文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0～2004年各省出口贸易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分析了出口贸易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全样本数据还是沿海或内陆地区样本数据,都证实了我国出口对TFP增长存在短期和长期效应。但就整体效果而言,出口对我国TFP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产生这一问题的首要原因可能和中国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出口对TFP的影响在沿海和内地表现出不同的效果。沿海地区模型中,无论是技术溢出长短期效应还是整体效应都十分显著,且整体效应为正,即出口促进了TFP的增长;而内陆地区只有短期效应显著,且整体效应为负,即出口制约了TFP的增长。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是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On the Choi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t Pres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stimulat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Wheth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really take above-mentioned effect is decided, to a great extent, upon whether the enterprises can choo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suitable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Right strategy choice will bring forth the right overall advancing direction and a higher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the choi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presents us a magnificent issue.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高新区发展战略转型研究

高新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具有经济发展强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显著、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聚集等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需要高新区的带动和加速,又是高新区应有的历史使命。文章认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高新区应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调整发展定位;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强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优化产业发展模式,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带动力。     

澳门旅游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制研究

本研究结合澳门本土地缘特点、文化特点、产业特点、教育特点,对澳门旅游高等教育进行SWOT分析。研究发现澳门旅游高等教育与本澳高校之间,可利用本土地缘优势,实现本土高校之间图书资源共享、教材共建、研讨会交流学术成果等方式的合作;与外地高校之间,可通过电子文献资源共享,交换生与学分互认,短期游学或实习,师资拼盘共建课程体系等方式进行合作;与政府之间,可在政策、经费支持、学术团队支持等方面进行合作;与企业之间,可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方面进行互惠合作。通过几种合作机制的探讨以期实现澳门旅游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国际化策略协同创新研究

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负面与正面的双重性。如何抓住其蕴含的宝贵机遇,加快推进经济国际化策略创新,将对提升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章从经济国际化的政府策略、区域策略与企业策略等协同创新方面进行了研究。     

我国特区周边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探析——以东莞为例

特区周边城市是借助特区的区域优势在城市化发展中以现代管理理念、先进科学技术、配套制造资源、廉价劳动力市场等为基础而迅速崛起的中小城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廉价劳力的缺失等问题日益彰显,直接影响持续发展,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城市发展的深层思索。本文以深圳相邻城市东莞为例,通过对东莞部分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类似中小城市的现状,探索其可持续发展策略。     

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转型及其创新支持

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这种“以物为本”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通过高投入和扩大规模的路径来实现,以高成本和低效益、较大的经济波动性、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为基本特征。在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要通过行政体制创新、经济体制创新以及体制的综合创新来实现由“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模式向“以人为本”的现代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