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AGIL模型下村庄共同体建设的行动逻辑——基于陕西省袁家村的案例阐释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须找到可供乡村发展的有益经验。以村庄共同体建设为分析视角,采用案例分析与AGIL功能模型,对陕西省袁家村创建村庄共同体的行动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袁家村在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中适应环境,在全民参与、合力共治中达成目标,在合作共享、自主创新中整合统一,在以德修身、以文化人中维持模式,形成了动态的良性循环,共同构成了村庄共同体的行动逻辑。     

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结构镶嵌于"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中,融合了乡村治理的实践面向,表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配置模式。文章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乡村治理结构以弹性。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农民分化、阶层整合与村庄治理的塑造——基于豫北Z村的调研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农民就业方式多元化,收入差异化导致了农民分化,形成了富裕阶层、中上阶层、普通阶层和无固定收入阶层等,但是,村庄社会并没有伴随经济分化出现阶层隔离现象。这是因为地缘、血缘及地方规则等仍然发挥着重要连接作用,有效弱化了经济分化可能造成的阶层隔离,形成了“有分化无分层”的社会结构。所以,构建农民分化型村庄的治理秩序,需要借鉴Z村的实践逻辑,通过血缘地缘激活村民的情感认同,跨越阶层属性,以集体经济强化阶层的社会属性确保村民的社会权益,以公共活动保障调整社会关系格局的互助空间提供情感互动,以村规民约为治理提供软约束,保障公共权力的中心地位,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联,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区分,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塑造有组织有活力的村庄社会。     

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阈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由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村庄内部形成了多重性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经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乡政村治阶段,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村庄自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了顺应不同时期村庄自身的情境变化,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与形式也因此发生着改变。村庄由原本的高度集权化、行政化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逐步转向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更为多元管理主体、多重管理手段、产权更为明晰的新集体化时代。新集体化时期强调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多重构建,这与传统集体化时期的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特别体现在村庄治理场域空间内。由此形成了新的村庄治理模式,即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模式。模式借鉴了以往企业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将其嫁接于村庄治理之中,将企业经营的理念与方式运用于经营村庄,使得村庄的治理变得更为高效而有序。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内源式发展强调发展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乡村内源式发展离不开本地化的社会动员。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村庄内源式发展中的动力来源或动员机制,忽视了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具体场景,即嵌入乡村发展的熟人社会基础。本文采用单案例嵌入性分析方法,从陕西省袁家村的发展实际出发,探究熟人社会在村庄动员中的背景因素及其动员机制。研究发现,乡村熟人社会所蕴含的三大特征——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具有增进信息对称、充当资源传输网络、鼓励先富带后富、维护村庄共识的作用,进而可助力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观念动员,推动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实现。     

脉脉温情难复归?半熟人社会与乡村共同体的嬗变

中国传统村庄可以被视为多重功能复合的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显著嬗变。其中聚居共同体由于人口流动受到影响,经济共同体遭到传统经济结构解体威胁,政治共同体随着村庄权力格局变化而变化,文化共同体则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找寻着新的定位。以上变化并非预示着乡村共同体也会遵从“现代化—传统消弭”逻辑而走向消亡,半熟人社会公私边界日渐分明、工具理性倾向明显、社会资本总量减少等诸多特点有助于解释乡村共同体的嬗变机制。国家力量下沉、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为乡村共同体重建和复兴提供了乐观前景,乡村共同体依旧有其延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袁家村兴盛的六大机制

正袁家村隶属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地处关中平原腹地,西咸一小时经济圈内,先后荣获国家AAAA景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等称号。20世纪70年代以来,袁家村在先后两任村支书的带领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以股份合作为纽带,以村民为主体,以村庄为载体,打造农民创业平台,还原地道农村生活,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转变,探索形成了以产业共融、产权共有、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

本文从农耕结合的角度去观照近代中国农村家庭的生产样态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变迁等问题 ,进而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性格进行考察。华北的旱作农业特别是耕种作业需要并行使用复数的役畜和多人的共同协作 ,因此近代华北的农家不得不与他人相互结合起来 ,以解决农繁期畜力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近代华北农村存在着多种农家间的农耕结合 ,除了搭套之外 ,还有劳动力与劳动力、劳动力与畜力、畜力与畜力间的换工 ,有役畜和农具的无偿借用 ,以及代耕、帮工、伙养役畜、共同租种、共同雇工等形式。对这些农耕结合的不同评价导致了泾渭分明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本文指出 ,在近代华北农村 ,相当多的农耕结合形式 ,以其合理的、对等的原则及灵便性逐渐成为华北农家农耕结合的主流。     

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及村社治理机制——基于陕西D县河滩村冬枣产业规模化的考察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导形式,通过农业产业集群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的可行路径。本文考察了河滩村冬枣产业实现产业集群的过程,发现村社统筹机制在村社集体土地的配置、村社组织的动员以及公共品的村社供给这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业转型。村社统筹与村庄动员成为新时代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机制。伴随着农业转型,村社治理也应小农户需求而转向经济性服务,村社组织是农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是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纽带。     

采用MIGIS和PRA进行哈尼族贫困地区的村落规划

采用交互式可移动地理信息系统和参与性农村评估方法对云南省绿春县巴东乡的哈尼族村寨进行了研究。通过与村民一起绘制不同年代的资源图 ,并一同分析过去 1 0年中造成森林减少的原因及其与贫困的关系 ,尤其通过计算机直观模拟森林变化的情况 ,使村民认识到他们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从而促使他们自发地制定出改善本村环境质量的行动方案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

为评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实施效应，本文在梳理“一肩挑”实施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演进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主观效能和客观效能两个层面考察了实行“一肩挑”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其一，实行“一肩挑”显著提升了农户主观层面的治理效能，但对客观层面的治理效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二，上级政府传递的支持“一肩挑”的政治信号对“一肩挑”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力的推动方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三，“一肩挑”实施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而增进，而且，在中型、中部地区、有1～2个大姓和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一肩挑”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其四，实行“一肩挑”会通过集体行动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政治关联机制提升村“两委”的集体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共识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从杭州香樟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的试点看东莞村级体制改革

本文介绍了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香樟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试点的背景及做法,对东莞市村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并提出了推进东莞市村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村庄集体记忆的重建——以安徽宅坦村为例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历史,其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如宗族的族谱与宗族仪式。这些宗族、族谱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一些村庄开始了村庄记忆的重建工程,如重修族谱、编写村志等。本文以安徽宅坦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在再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民间权威精英充当了重建村庄历史的中间力量。重建记忆,主要是为了重建村庄的认同感,提高村庄的凝聚力。然而,重建后的集体记忆,可能难以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难以发挥记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