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动因

企业发展需要动力。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中,企业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推动作用尤其巨大,因此,开发、利用非正式制度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发展。     

儒家文化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传统文化到底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文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有利于降低金融化动机。渠道分析表明,儒家文化主要通过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管理层自利动机和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等路径影响金融化。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彰显文化自信,贯彻落实以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文化强国战略。     

嘉兴文化创意产业赢利困境的破解模式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嘉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转型升级,意义重大。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园及企业陷入赢利困境。顾客价值创造模式、价值链定位模式、优势资源整合模式是破解赢利困境的三种模式,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有效选择,将有效地推动产业能力升级。     

儒家传统与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文化力量

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关系到中共建党第二个百年远期目标的实现。传统文化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价值和功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文章以2012—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改善效应”,即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度越大,越有利于改善其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显示,儒家文化主要通过改善税收结构及促进创新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同时,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及受其他文化冲击较小的地区更为明显,地域上则呈现北方地区更明显的特征。文章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儒家文化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为共同富裕建设中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实现路径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经验依据。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教育传承机制研究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传承面临困境。从教育传承机制的角度对该问题提出进一步思考。首先,政府层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体认,建立文化创新和发展机制;其次,强化学校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建立协调机制;最后,乡村少数民族成员逐步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转型能力,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动力机制。     

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近年来,国内各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情况显示：大型商业银行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较快,而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相对缓慢。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顶层设计不合理、资源投入不足、数据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困境。分析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加快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未来发展

数字经济盛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在技术不断更新的时代背景下,未来企业应该怎样走才可以获得可持续发展成为必须研究的命题。数字化转型究竟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入手,分析阐释数字化转型能够给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工具和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深度赋能企业“新”发展。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大背景下,企业又怎样能够转“疫”为机,大力推动数字化变革创新进程?企业应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构建企业能力分析的新标准体系,并抓住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权,努力在后疫情时代的“壮阔商海”中勇立潮头、扬帆致远。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居安思危还是穷则思变

破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反馈下，随着期望顺差的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即期望绩效反馈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居安思危”的变革特征；从动力传导机制看，正向绩效反馈企业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赌资效应，提高了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冗余资源丰腴度和战略变革意愿；拓展性分析发现，正向绩效反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在与其具体业务技术应用下的深度融合，而并非仅停留在底层技术层面上。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激发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事实与经济后果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及长远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借助爬虫数据处理归集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并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2007—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异质性,对中、高技能员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低技能员工呈现显著负向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能够驱动企业稳定财务状况,进而助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金融发展较好情况下,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特别地,充分挖掘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更能发挥数字化转型效力,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推动提供了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非正式制度与政府转型中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阻碍政府制度变迁的主要障碍,而非正式制度的限制,是造成政府转型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的主要来源.从非正式制度的主要范畴: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习惯剖析了政府转型中路径依赖现象的非正式制度成因,提出了政府转型中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建议.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中国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两个关键机制；考虑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周期，相较于发酵期和去杠杆期，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处于债务危机早期和强化期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相较于非困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与路径研究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驱动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正在对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应用水平总体上还很低,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整体的转型思路和方法。对此,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业务的转型和创新,最终重构整个企业的商业模式、运营模式、服务模式,甚至重构组织和文化。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明确数字化转型规划、评估数字化现状、分析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主攻智能制造等措施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税收政策工具会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实体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资本密集度高、大规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政策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激发其创新活力、优化企业市场预期，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动力。较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发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创新转型驱动力的重要基础条件。本文为理解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工具-市场环境”相结合以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转型发展的机理、路径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有效解决了"双缺口"问题,但内外循环之间联系的弱化乃至割裂带来了潜在、长远、滞后的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转型发展的逻辑机理是依托于内需牵引和创新驱动,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转型路径可归结为"创新为本,分类转型;内需为主,精准对接;供需匹配,动态平衡;数字赋能,提质增效"。转型困境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缺乏活力、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企业发展"路径依赖症"、出口转内销"水土不服"等。应从企业层面提高企业家危机意识和大局观念,精心培育和呵护创新能力与创新文化,依托内需牵引全面提升竞争力;从政府层面优化职能体系,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完善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