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据要素高效集聚对于改善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从劳动力资源配置、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三方面剖析数据要素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集聚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且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样本组。数据要素集聚通过缓解劳动资源错配、提升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对科技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要素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数据要素集聚存在向邻近地区正向溢出的现象,从而提升了周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因此,为了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应积极推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梯度式扩容,推进数据要素开放与大数据融合应用,以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集聚的红利。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与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主体和重要动力源,是承接工业经济、配置工业用地要素的重要平台,其对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影响效应是评估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效果的重要内容.以不同城市在不同时间设立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7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对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对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对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抑制效应阶段性特征明显,且其对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异质性.(3)城市间发展差距的存在对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冲击效应,显著影响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对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政策效果.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城市间政府合作,发挥各城市比较优势,通过城市间分工协作,使市场机制在工业用地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外,要明确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定位,消除妨碍要素配置的各种行政壁垒,通过市场来体现工业用地出让竞争价格.     

数据要素市场化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要素。将各地数据交易平台的建立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有效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这种驱动效果呈现边际递减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等渠道间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所在地区产权保护水平、人才集聚水平以及科技支持力度较强的企业驱动效果更为显著;相比较于国有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非高技术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更能助推非国有企业、初创期企业、服务业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向。     

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战略选择。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是：以国家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为前提，使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并孕育出现代化产业集聚，进而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数字化思维的形成。新型工业在应用层面所形成的数字生产力可以赋能工业生产力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效益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现实要求是：创新数据要素产权制度，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据利用效率；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投入，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技术经济条件；构建多层次教育新体系，解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字人才供需矛盾；发展数字化思维转型模式，形成新型工业化的新思维体系；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优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市场环境；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路径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遵循，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化；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制度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兴产业集聚为主线，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生态战略支撑新型工业化；强化数字经济政策顶层设计，...     

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大数据与5G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总体的发展质量,数字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值得探究。从理论机理上看,数字经济将创新成果和创新源泉融于实体经济中,以新一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变革,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发展速度持续提升,但仍然存在数字意识薄弱、数据碎片化、转型服务供给不足、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人才供给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从数字经济发挥支持作用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与政策机制出发,通过完善数字基础建设、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加强数字治理制度供给、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素养教育等路径,推动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而大数据的发展又会推动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用数字技术专利来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及其他政策干扰、替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试验区内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治理改进效应和资源获取效应,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风险承担能力较强企业、非衰退期企业、与ICT关联度较高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较大。各地区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发展,并充分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与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数字技术进步推动大数据发展、以大数据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带动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务新模式,扩大经济发展新引擎。文章结合多年工作实践,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为切入点,阐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推动...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创新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与贵州经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析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在理论逻辑方面,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赶超效应、升级效应、减贫效应和协调效应。在实践经验方面,“贵州模式”为欠发达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即坚持国家战略与贵州实际相结合,坚持培育发展新动能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坚持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保障数据安全相结合,坚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与培育市场主体相结合,坚持人才培养与政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同时,通过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利用数字技术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由点及面地推广新技术和新模式以及各个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欠发达地区将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盐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建立之中。本文通过分析盐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探究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对党和政府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服务决策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新“索洛悖论”?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结合2011—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剔除政策干扰以及利用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正向人才集聚效应、负向脱实向虚效应和异质性的行业竞争效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化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僵尸企业”、非国有与非出口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东部地区与高网络效应地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生产率赋能作用,应大力支持拥有高研发强度、“集聚型”人才结构的企业成为重要创新主体,并减少对效率型“僵尸企业”的政府补助。研究结论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新“索洛悖论”之谜、推动制造业由资源驱动型转向效率优先型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数据资产与企业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长期发展有赖于对数据资产的管理和运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应用等对企业生产效率、市场价值和绩效表现等方面的影响,直接探讨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甚是匮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数据资产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给出了衡量企业数据资产价值的指标,并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据资产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据资产能够显著促进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三种路径实现的。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建设有大数据交易平台的地区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地区中效果相对更明显。此外,在第一产业中,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呈总体递增趋势。研究结论为企业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野”,也为加快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重要启示。     

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研究

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命脉,研究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意义非凡。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居民消费和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入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缘由和路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这不仅可以通过促进传统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供高效的资金配置渠道、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等方面直接体现,而且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间接显现。此外,分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我国东北、东部、中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不显著。本文为如何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促进经济增长给予了诸多启示。     

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估算与研究——兼议经合组织“双支柱”方案的国际利润分配

数据要素成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引擎,经合组织于2021年推出了“双支柱”方案,拟推动对跨国数字企业全球利润的国际分配。本文利用空间似不相关模型,验证了数据要素创造价值的复杂路径体系,估算了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与非数据资本要素结合共同创造了国内增加值;一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水平提高时,数据要素增加会对其他经济水平相近的经济体产生正溢出效应;非数据资本要素投入增加也会加强正溢出作用,劳动力要素的增加会减弱该作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对数据要素创造价值具有重要助推作用。据此,本文对经合组织“双支柱”方案的思想进行了若干评论。     

数字技能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提升数字技能是拓展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可靠路径,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可以显著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来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要稳步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网络拓展效应及资产优化配置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生产效率提升与消费扩容

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效率变革和激活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文章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生产效率和消费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拉动消费水平间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却不显著;最后,在测度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效率后发现,与第二产业相比,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第三产业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大.因此,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加快数字化消费转型,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选择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其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高覆盖性,已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数字经济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又要构建协同技术创新体系,同时还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     

数字经济助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创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核心驱动力。区别于以往研究多从宏观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在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框架进一步拓展完善的基础上,从创新要素配置这一微观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间接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人力和资本创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正向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化,反向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且更多依赖资本创新要素的配置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之谜——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我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均验证了这一结论的可信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要素供给的直接效应、就业岗位创造和技术创新驱动的间接效应，且这一因果关系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服务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人力资本高级化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高级化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