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小慎微"抑或"险中求胜"?——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

面对宏观环境政策的不确定性,污染密集型企业是"谨小慎微",静待时机,还是主动求变,以绿色创新"险中求胜"?基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推演分析,采用2010-2018年的污染密集型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慧科数据库中中国大陆10种主流重要报纸为基础统计包含相关关键词的文章频次,构建并量化中国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同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甄别绿色创新,并实证检验了二者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引入环保经历嵌入和环保投资,构建"E-S-C-P"研究范式,发现正向效应的传导机制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凸显—高管环保经历嵌入首先感知并作出响应—寻求机遇增加环保投资—刺激绿色创新".受企业性质、垂直型环境规制、区位特征、生命周期等因素影响,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间的关系呈明显的选择效应,表现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国控点"企业、位于非环保重点城市的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研究结论对于污染密集型企业抢抓环境政策变动机遇,降低污染排放,主动求变、变中取胜,逐步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启示.     

环境污染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与中国的实证检验

通过建立两个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了环境污染、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要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实行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环保型生产技术的进步。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数据进行的检验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环境状况在进一步恶化,污染物的排放已经威胁到长期的经济增长。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发展水平,重视环境污染的监控和治理,实施有效的以经济激励为主的环境政策。     

企业管理层上下级逆向年龄关系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以企业过度投资为视角

以2001—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企业过度投资为视角,文章考察了企业高管内部上下级逆向年龄关系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上下级逆向年龄关系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即该种上下级关系具有正面的公司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上下级逆向年龄关系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该作用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总之,上下级逆向年龄关系确实具有正面的公司治理效应,但这种正面治理效用的发挥具有情景效应。     

创新型城市试点改善了城市环境吗?

创新驱动发展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创新改善环境的典型空间例证.基于中国2003-2015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对城市环境的改善效应.结果 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能显著减少以PM2.5、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为代表的污染物排放,从而改善城市环境.与此同时,中介效应机制的检验结果发现,创新能力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其中主要的影响渠道,但政府环境干预的机制暂未达到理想的环境改善效果.进一步的拓展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雪中送炭"效应,对经济发达地区也具有"锦上添花"作用,且对发达地区的环境改善程度更为显著;政策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已在流域治理中显示出良好效果,但空气治理中的区域联动仍需加强.坚持市场在绿色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治理污染中的作用,以及全面提升区域协同治理效能,是创新型城市试点发挥更大环境改善效应的关键所在.     

中国式财政分权、环保财政支出与雾霾污染治理

剖析财政分权、环保财政支出对雾霾治理的作用机理,对于新时期污染防治精准施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区间财政支出存在空间策略互动特征,导致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向,"挤出"效应明显。财政收入分权显著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而在地理距离和经济水平权重下,财政收入分权的提高会使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减少,地方政府环保财政支出显著提高本地区雾霾污染治理效果,进一步缓解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当前,财政收入分权和环保财政支出的交互作用,不足以有效治理本地区雾霾污染,对相邻地区雾霾污染治理的积极作用有限。     

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技术变动空间面板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分析

利用中国内地30个省区2004年—2012年的环境和经济数据,首先通过计算Malmquist指数对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效率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鉴于污染物排放可能存在地区溢出效应,再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区域环境治理技术变动和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物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环境治理效率的低下是由环境治理技术的低下造成的;除工业废水外,其他污染物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环境治理技术对工业废气表现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对三种工业污染物均没有起到明显的治污减排效果。     

OECD国家环境保护财政政策治理效果研究

OECD国家已构建了以能源税、交通税、环保财政支出和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工具为主的环境保护财政政策体系,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效果.本文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和比较了OECD国家能源税、交通税、环保财政支出和污染治理投资四种政策工具的污染治理效果,得出的结论是环境保护财政政策工具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国家污染治理效果是异质性的:在一氧化碳排放量较高的国家,征收能源税能发挥有效的减排效果;在氮氧化物排放量较低的国家,征收交通税能取得显著的减排效果,但随着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增加,交通税的污染治理效果将非常有限,还应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在硫氧化物排放量较高的国家,征收能源税、交通税、增加环保财政支出均能发挥有效的污染治理效果.我国应根据政策工具治理效果的异质性,针对不同污染物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碳减排效应的时空异质性与协同性——对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对经济主体的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主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反映了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目标一致性,但规制主体和规制手段不同,因而其污染物减排效应既具有协同性,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等规制环境的不同以及规制实施时间的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物减排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采用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时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在2012—2017年强于2007—2011年;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在北疆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南疆地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新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从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且正式环境规制的这种转变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总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发生作用,在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后发地区还应提高对转入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素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以有效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在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经济结构效应、生产技术进步效应、污染治理技术进步效应以及它们之间共同作用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进出口规模、进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从工业总体还是从进出口部门来看,技术进步(包括生产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对减少工业污染排放的效果最大;结构变化及其与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效果在工业总体和进出口部门中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出口导致的污染排放占了各种工业污染排放的25%以上,出口污染排放量高于进口污染排放减少量,但污染避风港的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     

河北省县域企业污染治理模式设计

河北省县域污染物排放量主要由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减排措施三方面因素决定,县域污染治理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布局分散、技术落后、治污投入不足、基础工作薄弱等困难。因此,影响河北省县域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因素包括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监管力度、产业结构与污染治理技术水平、企业布局和环保投入。县域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可分为"环境管理+结构优化+环保投入"模式、"进园集中+技术进步+环保投入"模式和"结构优化+工业园区+技术进步"模式。     

经济结构调整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基于中国1985—2009年的实证分析

经济结构及其调整是否有利于治污减排目标的实现,这是政策制定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中国1985—2009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经济结构及其调整与三类主要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优化,污染物排放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经济结构调整有助于污染治理。本文的研究为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进一步给出了经验证据。     

公众环境关心、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支出——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环保支出行为不仅取决于地区发展理念和发展状况,而且受到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基于环境关键词的网络搜索评价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并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强度（环保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支出预算的比重）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行为存在相互模仿的竞争效应;公众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增加,而且可以促进地理位置邻近、污染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在提升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上的政策效应不显著,但其对官员问责产生的督察压力会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提高。因此,在环境治理中应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考核与督察和“自下而上”的公众诉求与监督促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改善。一方面,要重视公众的环境偏好及其社会监督作用,并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典型示范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严格问责与有效激励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商业存在为例

本文以商业存在为例,分析了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对环境具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可以降低一氧化碳、非甲烷有机挥发物、氮氧化物的污染排放,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二氧化硫污染排放。进一步地分行业分析表明,美国服务业各部门出口的环境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外商投资、污染产业转移与东道国环境质量

本文通过在Copeland and Taylor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引入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东道国环境质量与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进入的环境影响取决于东道国的环境管理政策类型、外资企业的部门流向与产业分布,以及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治污技术学习能力。具体而言,外资进入东道国污染密集型部门时必然会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当外资进入清洁型部门时,在环境政策外生时东道国污染变化是不确定的,在环境政策内生时污染排放则保持不变。本文研究也表明外资企业的治污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性,发现外资进入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治污技术、内资企业的治污技术学习效应都有利于抑制东道国污染排放。     

股权结构、控制权的分配与公司价值

在集中的所有权条件下,控制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会有损于公司价值,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匹配则有助于公司价值实现最大化。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性U性关系;控制股东的股权性质与公司价值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非控制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与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股东拥有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密度、人口规模与环境污染——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5-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短面板模型分析经济密度和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表明:经济密度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人口规模扩大会抑制污染物排放;不同等级城市经济密度、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一致,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前期污染排放对当期具有正向影响,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路径依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产值占比和对外开放也是影响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但各指标对三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认为,在综合考虑城市具体空间区位条件下,人口适度集聚,提高城市经济密度,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环境监管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向。     

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及溢出效应分析

作为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对于实现开发区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工业二氧化硫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绿色升格显著降低了园区内、园区外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而实现城市总体的污染减排。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园区的优惠政策促使园区外资源向园区内转移,从而使得园区内与园区外企业采取不同的减排策略。具体而言,在资源相对宽裕的条件下,园区内企业通过生产投入替代与技术改进降低污染排放,而在资源相对紧缩的情况下,园区外企业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技术创新实现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正向环境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因开发区类型、企业污染程度而异,且高新区与经开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好。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与推动开发区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能否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基于地级市与中国工业企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污染企业的建立不利于地方经济摆脱“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将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作为准自然试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污染行业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显著减少新增污染企业数量。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污染企业进入产生的约束效应因地区和企业的经济社会特征差异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该效应在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地区、私营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减少工业用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数量,加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监督,以及增加污染企业环境支付成本,进而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可见,该制度有利于我国从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视角进行污染防控,在绿色治理理念的推动下克服污染企业对于经济结构实现绿色转型的阻碍。     

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贸易方式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贸易方式对工业固废、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PM_(2.5)等四类污染物排放的差异性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会加剧工业固废、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三类污染物的排放,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收入效应却可以降低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对PM_(2.5)污染物来说,一般贸易的估计结果与前述三类污染物相同,而加工贸易的估计结果正好相反,短期内加工贸易会加剧PM_(2.5)排放,长期内却可以降低PM_(2.5)排放但效果有限;加工贸易的收入效应短期内可以降低但长期却增加PM_(2.5)排放。研究还发现,对四类污染物来说环境EKC假说均不成立;"污染避难所"假说现象对工业废气存在,但对工业固废和PM_(2.5)却不存在。     

环境污染、时空依赖与经济增长/刘华军 杨 骞简

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污染排放的时空依赖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和拐点的影响;并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选择工业“三废”和四种污染物,构建了经典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在不考虑污染排放的时空依赖情形,以及考虑污染排放的时间依赖、空间依赖以及时空依赖情形下对EKC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四种污染物均存在明显的时空依赖,在不同空间关联模式下不同污染物的空间依赖性有所差异。同时,污染排放的时空依赖对EKC的形态和拐点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考虑污染排放的时空依赖之后,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支持倒u型的EKC假说,经济空间权重下EKC的拐点位置远大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和邻接空间权重;而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碳则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呈现不断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