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跃迁与税收政策选择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的转型升级更是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呈现出数字化多元消费、差异化定制消费、体验式"新消费"和派生性延展消费等新型消费特征,极大地拓展了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空间.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对我国现行税制提出了挑战.基于税收促进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内在逻辑分析,结合国际税改趋势和我国现行税制改革重点,多维度提出促进居民消费质量升级的税收政策,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延展居民数字消费空间,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数字消费与绿色创新驱动：增量与提质能否兼得?

数字消费是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基于数字消费的“亲绿”特征,借助国家信息消费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消费能够有力推动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该结论通过工具变量法、排除企业绿色创新投机行为、异质性处理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对比发现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数量的驱动效应强于绿色创新质量。数字消费以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引领供给端绿色技术进步,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有利于强化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促进效果;在探究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约束性因素时得出,培育数字化软硬实力、塑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是下一步扩大数字消费政策效应的应有之义;此外,数字消费还存在空间溢出特征,在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最优辐射空间距离为100～200km。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推动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数字时代,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248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其中,产业升级是重要作用途径。（2）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提振作用大于农村;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对东中部地区居民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提升更为显著。（3）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夯实消费基础;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激发消费潜力;深化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补齐消费短板。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数字经济对城镇化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PVAR模型

城镇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正处在规模扩张转向提效提质的阶段,新型城镇化以人为中心,更关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规模大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本研究利用2011年—2020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构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利用PVAR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与经济城镇化自身均对经济城镇化的提升有正向影响,但是对于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2)数字经济与经济城镇化互为双向因果关系,和社会城镇化以及生态城镇化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3)数字经济对经济城镇化提升的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大,经济城镇化的提升会带动社会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的提升,从而达到提升城镇化质量的目的。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

自习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热点话题,农村消费市场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巨大潜力。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本文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提升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增加0.18%;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约0.165;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表现显著,但影响效果具有区域差异。     

现代商业环境下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及消费趋势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扩大内需政策,充分重视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而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上海的商业发展却在近年出现下滑态势,这意味着存在某些制约居民消费的因素。本文将对上海居民消费现状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试图找到这些原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家庭轿车、电子通讯产品和相关服务、教育、旅游等方面已经成为上海市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支出预期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正在影响着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生产效率提升与消费扩容

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效率变革和激活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文章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生产效率和消费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拉动消费水平间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却不显著;最后,在测度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效率后发现,与第二产业相比,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第三产业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大.因此,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加快数字化消费转型,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总消费，还能通过拉动高档商品消费、抑制基本商品消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总效应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数字金融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组；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弥合是扩大居民总消费的重要机制，实现该机制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对计算机、互联网、电子支付、网络购物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并最终决定着居民的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全国31个省市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有较大差异,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较高,消费结构也较合理。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不但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要引导居民正确消费、提高各地区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

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文章构建了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对居民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推动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政策含义是,经济新常态下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分析

近年来,金融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金融业态发展成为金融赋能消费,服务内需扩大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及居民消费有关数据和回归分析方法,从地区和城乡多视角研究了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促进效应更多通过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传导,使用深度对居民消费促进效应还需加深;同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程度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建议从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为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数字经济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构建测算居民消费潜力的指标体系,使用2008—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这一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受教育程度高及东部地区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红利效应;另一种是通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鸿沟效应。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存在基于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导数字经济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缓解数字鸿沟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分布特征分析

在需求层面,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之一,新发展格局下应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分析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深入研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时期特征、城乡特征和区域特征。基于经济增长率核算方程,从不同时期、城乡和区域三大维度对居民消费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行测算,概括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分布特征。在阶段特征层面,改革开放早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居民)消费拉动,之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在城乡特征层面,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显著高于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近年来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有所提升;在区域特征层面,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东部地区。最后,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提出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消费群体日益庞大,逐步开始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动能或将因“未富先老”受到抑制。在此背景下,研究老年人口消费结构优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全国视角出发,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通过分析我国31个省及直辖市（港澳台除外）的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消费结构概况,探究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并运用SPSS、R语言、Stata等统计软件定量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优化消费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给出对策与建议。     

不同房产税政策对地区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沪、渝房产税试点的机制探讨与经验证据

房产税的推行不仅应是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良药，更应是激发地区消费升级、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以2011年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为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分别评估两地房产税政策对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房产税会对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且不同的房产税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重庆模式”具有较强的政策力度和公平性，但对地区消费具有持续的抑制作用，不利于地区消费升级；“上海模式”在短期内抑制了居民消费，但长期来看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征收房产税的经济效果不仅与房产税政策本身有关，还与配套政策、制度环境等紧密相关，房产税改革不应仅着眼于房地产市场，还应关照地区消费的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也应配合其他方面的改革。     

把握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引发居民消费发生巨大变革,在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方面,数字消费都呈现出典型的新特征。数字消费有助于提升消费需求、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促进供需匹配。应着力于消除城乡消费差距过大、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供需匹配创新动力和推进数字消费治理升级等多个方面,助推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宁波促进消费增长的对策研究

宁波经济以外向型为主，金融危机的发生，迫切需要宁波消费增长对经济作出贡献。面前宁波的消费增长还存在着增长幅度低于GDP增长幅度，增长不均衡等问题，基于此，政府应通过加强就业服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把握消费热点，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消费品市场繁荣；改善消费环境，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完善农村流通网络，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等举措来促进消费增长。     

黑龙江省消费经济形势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2001年黑龙江省消费经济形势总体呈现稳中见活的走势，消费支出趋向活跃，城市出现各类消费品全面增长的态势。但我省居民消费水平偏低是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首要因素：城乡消费结构脱节，农村市场尚未从根本上启动，影响整体市场的回升；体制性变革和政策因素仍是制约消费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因此，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仍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对策。     

新型城镇化促进扩大消费研究——基于县域新型城镇化视角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构成部分,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有力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在作用机制方面,以县域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多渠道增加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城乡产业结构,深度挖掘消费潜力;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改善居民消费心理等。在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城镇居民新的消费需求和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让县域城乡居民有消费能力的同时敢于扩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