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媒体关注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5—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方面的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媒体关注能够增强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是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所处地区法律环境好、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时,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强,媒体关注对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绿色债券发行与企业ESG表现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一种直接的绿色融资方式。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是否会促进企业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式发展值得研究。文章分析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对ESG表现的影响,与我国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契合,也利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有效构建。文章选取2016—2021年中国A股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和发行普通债券未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研究发现,与发行普通债券的企业相比,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有更好的ESG表现,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发行绿色债券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实现对ESG表现的提升。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双碳”目标提出后,结论更显著。另外,发行绿色债券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对“E”和“S”的影响,对“G”的影响仅存在于制度建设。     

ESG表现与绿色创新

企业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责任日益受到投资者重视,其ESG表现不仅反映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也影响着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竞争能力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对各类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利用能力。基于此,以2017—2019年中证ESG评级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ESG表现会带来更多的绿色创新驱动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成果;(2)机制检验发现税收优惠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面临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更有动力提高ESG表现,最终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对于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提高ESG表现带来的创新产出最终会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广ESG理论的应用价值、丰富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支持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及第三方ESG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抵御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非国有企业履行ESG责任对企业风险的积极效应更加显著;东部地区的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更能抑制市场风险;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更能抑制财务风险。     

企业ESG表现与金融资产配置：刺激还是抑制？

企业ESG表现是真心实意为了可持续发展还是助推自利行为的“漂绿”工具?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ESG表现越好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即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了刺激效应;动机识别检验发现,投机套利是企业“漂绿”ESG以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基于“压力—机会—借口”的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业绩表现好、环境规制弱（即“压力”小）,内部控制质量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即“机会”寡）,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低、国有产权（即“借口”少）的情形下,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刺激效应会受到抑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ESG表现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内在逻辑,对完善企业ESG评价体系、抑制企业“漂绿”现象,从而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有所启示。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推进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以重污染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缓解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作用机制在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以及降低代理成本而缓解了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例行督察和“回头看”都能缓解融资约束,且缓解效果在规模大、无政企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企业ESG表现、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研究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较好的企业能够显著促进其财务绩效的提升。同时,ESG表现通过融资约束影响财务绩效,ESG表现好,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更好,且对财务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     

环境规制下的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特征研究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追求GDP的冲动,使欠发达地区具有"污染避难所"的功能,近年来污染产业由东部向中部进而向西部转移日趋严重。文章利用30个省级面板数据,设计了地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对污染产业和排放的地理空间格局变化特征进行实证。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提高欠发达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抑制污染产业转入;清洁化改造发达地区污染产业,从源头上控制向中西部地区的污染转移规模。     

环境规制下企业污染治理战略联盟模式研究

在环境规制下,提出了企业的污染治理战略联盟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企业污染治理战略联盟模式。对于污染治理的战略联盟来说,由于具有良好的约束性的和约,盟主企业与盟员企业之间以及盟员企业之间就能保证有关污染削减方面的信息共享,充分利用技术和资金的溢出效应,实现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改善的管理者效应——基于中国重污染企业2011—2015年的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97家重污染上市企业2011—2015年间的短面板数据,对高管特征、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性别、年龄、学历和任期与企业环境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环境绩效改善过程中存在管理者效应,且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效应显著;但高管特征的不同方面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影响存在差异,高管性别是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方面。最后给出了促进中国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改善的意见和建议。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引下,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的ESG理念愈发受到推崇。开放式创新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有助于驱动企业ESG表现提升,受到理论和实践界广泛关注。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并检验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得出结论：开放式创新广度、深度的提高对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创新效率、分析师关注在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ESG表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中,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企业应积极寻求创新合作机会,注重提升创新效率,合理应对外界关注,因地制宜地采取行动;政府需要发挥好监督作用,为企业提供适当的政策保障与金融支持。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及其出口行为的影响

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因素,构建一个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均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但影响较小;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阻碍企业出口,特别是对污染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出口影响更大;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之间整体上呈U型关系,但在中西部地区不存在U型关系.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污染天堂”效应

借鉴Abay Mulatu和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应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各省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省份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普遍弱于东部地区。因此,若不加以重视,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沦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绿色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ESG表现——效应评估、机制分析与市场化条件支撑下的赋能路径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如何影响当前企业前沿的ESG表现。实证结果发现,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驱动企业ESG表现水平提升。从异质性检验看,中央环保督察对于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机制分析看,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主动性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的环境补贴强度并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动能,从而有助于企业ESG表现水平的提升。     

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研究

ESG表现的改善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形象,而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积极影响,包括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减少笑效应、内部控制优化效应等,而这些积极效应又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其中存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优化内部控制等影响路径;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对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较强。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ESG体系,推动企业积极实施ESG战略以及ESG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的ESG表现提出差异化要求,在强化外部监督的同时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ESG投资。     

数字化转型对高碳排放企业ESG表现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高碳排放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造高碳排放企业特色数字化转型词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ESG表现,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核心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ESG表现、市场势力与企业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传统发展范式下,企业依靠市场势力获得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ESG表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有助于企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路径转变。现有研究多考察ESG表现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本文从间接调节机制视角,以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ESG表现对企业通过市场势力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价值链升级模式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ESG表现在市场势力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ESG竞争优势和市场势力竞争优势之间存在显著替代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持续改善获得的动态竞争优势越明显,对市场势力竞争优势的替代性也更强,国有性质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ESG竞争优势对市场势力竞争优势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两种机制对企业价值链升级路径产生影响。企业应积极践行ESG理念,政府应加快畅通绿色融资体系,形成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并行的ESG管理体系,助力企业通过践行ESG理念获取新型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价值链升级。     

海归高管会改善企业ESG表现吗？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资本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战略决策者视角出发,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海归高管对企业ESG表现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海归高管对企业ESG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海归高管更注重企业ESG战略,能改善企业ESG表现,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海归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表现（E）、社会责任表现（S）以及公司治理（G）均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第二,考虑外部调节机制,机构投资者关注与媒体治理作为两类外部治理渠道,均在海归高管与企业ESG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第三,价值效应检验表明,海归高管通过强化ESG表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创新价值效应。第四,海归高管对企业ESG表现存在产权、行业以及制度环境的异质性,表现为海归高管对国有产权、重污染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更高制度环境中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我国系统构建“高管战略驱动—外部机构投资者与媒体治理”的ESG推进体系,并为立足ESG制度建设驱动企业...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金融的一种新兴金融生态,对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采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ESG表现更加优秀,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资金支持效应和技术支持效应实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影响会更加显著;受到相关环境政策约束,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     

环境规制竞争与污染治理

基于2000—2016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环境规制地区之间的竞争,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竞争状态因污染类型不同具有异质性,环境规制竞争并没有出现恶性的“逐底竞争”,但废气和废物污染处于“弱竞争”状态,废水污染是“标尺竞争”;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EKC假说得以验证,否定“污染天堂”的存在,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