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人性质、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效果优于国有企业;大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提升效果优于小机构投资者;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相对于后者,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机构投资者整体的"有效监督假说",并且说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因机构投资者特征以及企业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产融结合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北大核心

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产融结合策略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企业承担的风险多于非产融结合企业,且产融结合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证实债务融资是影响产融结合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通过提供给企业更多的债务融资,产融结合将导致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产融结合促使企业承担更多风险的现象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成长性和竞争性行业以及业内地位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持股金融机构的产融结合策略为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研发强度、风险承担与股权资本成本北大核心

以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研发强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探讨风险承担水平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研发强度越大,股权资本成本越低,该结论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且其影响在未来五期未消退;企业研发强度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降低股权资本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具有海外教育经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位于东西部地区的企业,其研发强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而女性高管、儒家文化影响削弱了这种降低效应。     

实际货币供给、企业风险承担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动态调整选择

基于权衡理论,分析了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加快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放缓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同时,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所带来的风险敞口,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对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不同风险偏好倾向下,企业风险承担以及不同风险承担下实际货币供给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具有风险偏好倾向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呈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企业,其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偏离度会进一步加大。另外,在风险偏好型企业中,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会放大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偏离度,并且对低风险承担企业的影响更甚;在风险规避型企业中,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并未对实际货币供给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敏感性反应,并在高或低风险承担企业中表现出类似效应。     

小议唢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是美国企业广泛推行的一种企业产权形式。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改善股权结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促进企业发展；员工承担自己出资范围内的风险并分享收益，使其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股东，体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参与意识。     

宏观经济增长、高管持股与营运资金融资策略

以2011—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营运资金融资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考察了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对高管持股和营运资金融资策略的关系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使企业营运资金融资策略更激进;在宏观经济发展较好时,高管持股对营运资金融资策略的激进作用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量和风险承担水平在高管持股与营运资金融资策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多个社保基金管理人代理持股与企业创新: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监督效应

多个社保基金管理人可能会不约而同地使用社保基金投资于同一家上市公司并参与公司治理.文章探讨了多个社保基金管理人代理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多个社保基金管理人代理持股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创新产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模型检验表明,多个社保基金管理人代理持股通过缓解管理人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非国企和高科技行业企业中,多个社保基金管理人代理持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无论是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多个社保基金管理人代理持股均能发挥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同时丰富了多个社保基金管理人代理持股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     

论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

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的高低能够反映企业对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本文从董事会特征和股权结构两个层面对公司治理机制和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风险承担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其中,董事会特征中又细分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两方面;股权结构中又细分股权集中股、股权制衡、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比例四方面。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CEO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

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基于2008-2012年沪深A股的经验数据,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分析了CEO的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和中介作用机制,考察了企业不同产权和不同经济区域下,该作用机制的效果和表现。研究发现:基金持股和QFII持股显著降低了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社保基金持股对此无影响;机构持股对负向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显著;CEO的中央政治关联和CEO的政治关联强度显著降低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正向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民营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的CEO政治关联也显著削弱了机构持股对正向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     

“与时俱化”还是“望而却步”:管理者投资视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企业管理者并非都具备长远战略目光。本文基于高阶理论构建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管理者投资视域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显示：管理者短视显著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底层技术嵌入的抑制作用在高竞争行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风险承担水平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短视的管理者通过削减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投入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应重视企业管理团队建设，充分发挥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增量作用；强化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积极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机制；明确企业自身战略定位，有序推进底层技术嵌入与技术实践应用。     

企业风险承担是否提升了审计收费水平？

以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审计师审计收费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审计收费水平越高;（2）相对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3）相对于民营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收取了较低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1）法制环境在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风险承担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中起到完全调节作用,即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收取越高的审计费用;（2）在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收高审计费用的同时,审计师相应投入了较高的审计资源,降低了审计风险。     

战略联盟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研究战略联盟合作的经济效果,发现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其整体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表明,战略联盟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高行业竞争度企业及处于市场化水平较低区域的企业,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效应更大。拓展性研究表明,股权式合作模式、双边契约形式,区域商业合作文化显著增加了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资本性支出水平的提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鉴于此,企业应积极寻求建立有效的战略联盟,监管机构应激励和支持企业构建战略联盟,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监管型小股东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被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样本数据,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研究视角出发,考察监管型小股东的监督治理效应,实证检验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被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并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持股行权通过增强会计稳健性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考察了内外部监督治理水平差异下持股行权的治理效应,当内部治理效率较低和外部监督不足时,持股行权的影响更为显著,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治理替代效应;拓展性分析检验了企业被多次行权后的增量效果以及持股行权在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研究为证券监管贯彻落实“创新监管方式、防范重大风险”的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与完善投资者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吗

营商环境对企业经营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内外部信心、加剧产品市场竞争三条路径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拓展性检验表明，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使企业风险承担转化为较高的创新绩效水平。本文结论充分验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并为政府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企业管理者科学制定经营决策提供了依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市场化水平与公司风险承担

聚焦微观企业,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正向影响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种影响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和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风险担的正向影响只有在股权质押率较高和公司存在融资约束时才会发挥作用。（3）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提高可以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开放式基金赎回现象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开放式基金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大规模的赎回。本文运用2002年和2003年开放式基金的季度规模数据，对基金的赎回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赎回存在着非理性的行为，表现为赎回比率过大、赎回与风险及回报的关系不明显、短线的赎回十分突出等。这与我国开放式基金发行制度上的一些缺陷是分不开的。另一重要发现是，投资者普遍关心基金的系统风险，而不关心基金的总体风险，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基金持股高度集中的行为。     

管理层持股比越高越利于创新吗? ——基于不同所有权及行业背景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管理层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给创新带来的影响更显著,且高持股比例的破坏性更强烈,应重视管理层持股产生的"堑沟"效应,积极避免其负面影响;(3)相比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这一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中也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水平在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效应,而融资约束水平则对二者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创新战略和管理层激励政策提供借鉴.     

CEO与机构投资者能协同降低企业业绩风险吗

以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CEO权力强度、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内部业绩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强权CEO与机构投资者持股都能降低企业内部业绩风险,但两者交互作用下将滋生新的企业内部业绩风险,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民营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更显著。提出规范机构投资行为、加强企业风控意识等方面的建议,从而促使CEO与机构投资者形成合力,协同降低风险。     

企业社会责任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性。从政府所得贡献率、员工所得贡献率和社会所得贡献率三个方面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并选取2006-2010年沪深两市91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政府所得贡献率、社会所得贡献率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承担了政府和社会责任的公司;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只有基金表现出偏好投资于政府所得贡献率更高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