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与失地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造成失地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原因主要是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国家法律政策之间的冲突、农民自治组织性差、经济人政府利益驱动等。为保护失地农民土地权益可采取以下措施:明晰农民土地产权,强化法律保护;创设土地发展权,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农民自治组织化程度,增加与政府对话的筹码;严格土地征用程序,增加征地成本,约束政府征地行为。     

土地发展权及其交易——基于农地保护的政策工具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的非农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集约地开发城市土地和有效地保护农地的土地使用方式。发达市场经济中,土地发展权已经成为保护农地和开阔空间的政策性工具。通过发展权的购买或发展权的转让,既限制了农地的无序开发,又弥补了土地发展权的潜在损失,较好地保护了农地。中国在农地保护上虽然实施了最严格的措施,但在效果上却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其中土地开发的收益、农地保护的成本、土地资源使用的效率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保护农地,应引入经济利益的因素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借鉴土地发展权政策工具的理念和操作方式对我国土地利用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     

房地产市场中的政府行为外部效应解析

1988年建立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实现了我国土地产权的市场化,对培育土地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土地产权的界定不够明晰,缺少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政策机制,引发土地市场的一系列问题.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土地产权的角度分析了政府行为对土地市场的影响,并运用特征价格法,对广州市地铁二号线和内环路建设的实例,分析评价了政府行为对土地价值的影响.最后从完善土地产权的角度探讨了政府在土地市场中的角色和作用,指出由于缺乏对政府行为引起的"得益"和"受损"的应对机制,导致政府利益受损和土地市场的不公平与不确定性,需从土地产权角度出发,完善相关政策.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土地问题述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迅速进入到了快速城市化阶段,而快速城市化与快速经济增长互为因果,成为我国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城市快速扩张及工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也非常突出:一方面,土地生产要素的紧缺已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最大的"门槛",耕地保护因此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土地资产的暴涨也引致了房价暴涨等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以地生财"的土地财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仍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而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改革"土地财政"、强化城市增长管理、抑制城市蔓延则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     

南京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探讨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利用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国,城市化进程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扰对非常剧烈,主要表现在城市用地总量及结构失衡的生态恶化。本篇文章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南京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展开讨论,结合南京土地集约利用的状况,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问题与对策

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的农地制度虽然经过六十年的巨大变迁,但仍然存在着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不清、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解决我国农地制度拟采取明晰土地产权主体、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机制,培养农村土地市场、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规范、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等对策。     

基于时间差异的土地出让金与土地政策调整分析

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实施,改进及调整了我国的产业结构,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本文结合土地出让金的构成、我国土地出让金的现状、土地出让金的利弊以及我国的土地政策调整,对基于时间差异的土地出让金与土地政策调整作了深刻的分析,希望对以后的土地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土地开发整理综合措施的多维思考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我国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在约束建设占用耕地,保护耕地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土地开发整理,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及土地开发整理的总体要求,正确认识土地开发整理的重要性,探讨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对策,本文对我国土地开发整理的综合措施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关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问题的研究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利用压力非常显著：耕地数量剧减,城市建设用地要求量不断增加,城市存量土地利用粗放,城市用地布局不合理,这一切导致土地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挖掘城市用地潜力,促进城市存量土地节约与集约利用就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外生型城市化中土地征用问题研究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与现行土地制度十分不协调,造成众多土地问题纠纷.在外生型城市化[1]中,政府也能通过设计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来提高土地征用中农民的福利.而"土地换保障"给予农民在土地保障和城市社会保障之间一个自由选择权,从而建立一个良性的城市化机制,这不仅延续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缓解了因土地征用出现的政府和农民关系紧张的局面.     

城市空间拓展与土地资源管理的策略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土地资源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合理地利用城市空间和发展潜力，保护城市土地资源，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文章旨在探讨城市空间拓展与土地资源管理的策略，以期为推动城市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论政策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

影响我国农民工城市化的政策因素主要有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土地政策,就业政策。要推进农民工城市化进程,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户籍;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改变教育二元性,促进教育公平,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明确农民的土地产权。     

论城市土地使用规划制度的产权规则本质

从产权理论的视角指出城市土地使用规划制度具有产权规则的本质,是土地产权制度的一部分。事实上的土地经济权利客观存在,而法律上的土地发展权由规划控制得以生成,规划过程界定发展权的权利水平,规划实施保障发展权权利实现。规划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交易成本和政府目标,并形成制度化的发展权权利结构和配置规则,最终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我国城市的规划制度研究当从其产权规则的本质入手,厘清其与土地发展权配置的关系,为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分析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飞速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与土地资源的利用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的扩张需要土地资源作为支撑。章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利用问题，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与土地集约利用是呈正相关的。[编按]     

城市化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对无锡市农村“双置换”政策的研究

双置换是经济发达地区无锡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在不涉及土地产权基础的前提下,对土地管理与使用方式的改革。在对其政策体系与农民收益分析基础上,应用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论分析了双置换前后的利益格局,指出了其后续的难题。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中国从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大量的土地供应为前提。在这种大背景下,土地征收制度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由于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还不尽完善,因此,在实际土地征收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使我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用问题浅析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高速阶段。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土地问题也日趋明显，特别表现在土地征用上。本文从城市化发展角度出发对在征地过程中所表现的问题进行深刘分析，最后从制度和人两方面入手，提出相应的政策及意见。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流转政策研究——以成都市万春镇流转模式为例

相比不具有可持续性且容易带来极大不公平的土地征收与出让等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即"土地流转",能调动农民自主性,发挥市场竞争机制,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动新型城镇化进展。"土地流转"有着不可替代的经济效率优势,同时,政策中注重收益分配体现了公平原则,符合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要求。本文通过效率与公平两个切入角度,基于福利经济学,以成都土地流转模式为中心,以温江区万春镇调研结果为依据,研究"土地流转"政策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作用。针对万春镇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指出可通过明晰产权与相关法制建设、加强对有关政策执行部门的监管与加强建立有效的收益分配机制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     

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基于土地制度的分析

土地流转关键在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我国目前比较重视土地流转,而在不同的程度上忽视了土地流转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随着土地流转在规模和速度上的快速发展,农民土地权益受损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影响我国今后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本文从我国土地流转制度演变过程入手,从土地制度角度分析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缺失的表现及原因,为进一步分析福建土地流转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耕地问题的症结与治本之策

中国当今耕地问题(不合理占用耕地的问题)之所以得不到根本解决，是因为对问题的症结缺乏认识，因而相应的政策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症结是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没有掌握主动权，所以虽然采取“世界上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农地却最容易被征用。产权不明晰又必然导致土地市场化不充分，地方政府很容易滥用征地权，损害农民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