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事业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效率评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29个省(市、区)为样本,采用样本地区2010--2014年的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慈善捐赠对社会保障水平的促进能力进行评价,研究慈善捐赠事业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并提出完善慈善捐赠事业的对策和建议.     

企业会坚持做慈善吗?——捐赠经历与捐赠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企业的一贯支持和长期参与。文章以捐赠经历与捐赠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企业是否坚持做慈善的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文章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当前慈善捐赠环境下,企业并不会坚持做慈善,反而过去捐赠越多的企业现在捐赠越少,而且对于民营企业以及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还表明,企业的这种行为倾向有助于提升捐赠的价值效应。文章为深入认识企业捐赠的路径依赖特征提供了新发现,研究结论对于积极引导企业捐赠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激励效应——基于2007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税收政策是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引导企业慈善捐赠的主要工具之一。基于2007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相关数据,采用双对数回归模型,对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激励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企业慈善捐赠支出与企业所得税税率显著正相关;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受利润水平制约,企业慈善捐赠支出与企业净利润显著正相关。因此,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保护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监测预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构建地区收入差距预警体系,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进行监测预警,为政府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制定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确定警线、预报警度几个环节,构建了地区收入差距监测预警体系,利用泰尔指数单指标预警和综合指数预警两种方法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进行监测预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差距占地区总差距的五成以上,各区域间差距比重有上升趋势;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大部分年份处于中警区,少数年份处于重警区,说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现状与变动趋势不容乐观.为了控制地区收入差距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应该密切监测各地区间市场竞争程度、城市化进程、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财政收支的差距.     

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与连续慈善捐赠行为

商会作为典型的社会网络组织,能够通过企业家商会任职的方式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家(董事长或CEO)商会任职与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家商会任职会促使民营企业从事连续慈善捐赠活动且捐赠规模更大,而且企业家任职商会种类越多,这一促进效应越明显;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企业家兼职较少以及非国有企业等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企业家商会任职对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企业家在工商联或行业协会、国家级或市县级及以下商会中担任关键职位,更可能进行连续慈善捐赠且捐赠规模更大。渠道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通过将商会会规和宗旨融入企业经营活动以及维护企业声誉两个渠道促进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家商会关系网络对民营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积极影响,提供了企业非功利性连续慈善捐赠行为驱动机制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我国商会组织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地区专业化的分布模式

本文实证分析了1980～2004年我国地区专业化的空间分布和变动状况以及影响我国地区专业化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地区专业化水平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略微下降后,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专业化水平上升幅度较大的地区少数是处于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大多是位于内陆边疆的欠发达地区.地区专业化的空间分布格局没有明显的变化,深处大陆内部与边境接壤的地区专业化水平较高,东部沿海和一些不和边境接壤的中西部地区专业化水平较低.从空间区位角度作的计量分析表明,地区规模、市场进入和城市化水平对我国地区专业化的空间分布有显著的负效应.研究结果对新经济地理论的观点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数据,研究高管贫困经历(出生地贫困程度或童年是否具有"大饥荒"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考察汶川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的外生冲击如何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当CEO出生于贫困地区,其所在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社会慈善捐赠,同时,那些早期经历过"大饥荒"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也更高;(2)有过贫困经历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地震发生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这些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出生于富裕地区的CEO所在企业并未捐赠更多,并且,有过贫困经历且受过良好教育的CEO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以回馈社会,有过饥荒经历且家乡饥荒程度更严重的CEO更加慷慨,政治关联状况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有过贫困经历CEO所在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更低,说明其能够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本文不仅从新的视角推进了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共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加“乐善好施”吗

利用2004-2012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表明:总体而言,同非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慈善捐赠,且捐赠的额度更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家族控制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上述正向影响主要源自家族成员积极参与管理和不存在现金流权和投票权分离的公司.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前因以及家族控制治理后果的理解.     

中国制造业聚集度决定因素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我国制造业聚集度的变动趋势,重点研究产业聚集度的决定因素.利用调整后EG系数对我国聚集度水平进行测定,发现行业间聚集度差异水平总体保持上升态势.通过行业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新古典经济、新经济地理和制度因素对产业聚集的综合作用.发现制造业产业聚集十分明显;技术溢出效应和经济开放制度对产业聚集有明显促进作用,地方保护主义对产业聚集有明显抑制作用.此外内部规模效应逐渐减弱,外部规模效应逐渐增强.     

非营利组织在线问责实践会影响组织的捐赠收入吗?

本文在经典的捐赠经济模型基础上,构建扩展的慈善捐赠模型以研究非营利组织在线问责实践对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并以我国基金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基金会在线问责水平整体不高,公募基金会在在线财务披露和在线业绩披露方面明显好于非公募基金会,而非公募基金会的在线交互水平好于公募基金会;在线问责实践影响了组织的捐赠收入,但基金会类型调节了这种影响效果,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受到在线财务披露和在线交互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在线业绩披露和在线交互水平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慈善捐赠、融资约束与股权再融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缓解融资约束的视角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战略动机与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利用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数据对慈善捐赠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及其经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慈善捐赠行为及捐赠规模的增加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并且慈善捐赠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大于国有企业;相对于未捐赠的企业,捐赠企业具有明显的再融资倾向,企业慈善捐赠规模的增加能够促进其股权再融资规模的扩大,且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国有企业。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数据,文章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工具,多视角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向右移动趋势;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且彼此之间的流动性较低,呈渐进式动态演进.据此,研究从市场和政府联合调控、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及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治关联、慈善捐赠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9－2012年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和检验了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更容易出于获取政府支持而进行慈善捐赠,高管的政治关联广度相对于其政治关联深度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更大,同时高管的地方政治关联相对于其中央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也更大;第二,基于“利益互惠”的原则以及对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鼓励,政府通常会倾向于对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给予更多的补助;第三,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相对于中央政治关联,地方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获得政府补助的“支持效应”更加明显,同时政治关联广度更宽的亏损企业也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文章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相关部门规范企业慈善行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社会捐赠的制度激励与保护——5·12汶川地震社会捐赠引发的思考

5·12汶川大地震的社会捐赠,因其捐赠主体范围广、捐赠额度大,受到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也对我国现行社会捐赠制度设计进行了整体透视.在慈善事业相关立法、慈善组织管理体制、税收政策等诸多制度性缺陷充分显现的同时,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也面临着严峻考验.本文从完善社会捐赠相关立法、改变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主导地位、建立慈善组织的评价、监督与信息披露机制,以及规范社会捐赠的税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激励与保护社会捐赠,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税收政策是否可以促进企业慈善捐赠探讨——基于2010年度深市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关于税收政策对于企业慈善捐赠是否存在影响这一问题,已有众多文献进行了研究,但结论不一。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税收减免对于企业慈善捐赠存在影响。本文在回顾西方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表的数据,力图深入探讨一个简单且重要的问题:税收是否可以促进企业慈善捐赠?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现行税收体制下,企业所得税政策能够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并且是同方向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分析

文章基于改进的宏观模型首次测算1978-2018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从理论分解和经验分解两个视角系统地识别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经历三个阶段:1978-1998年、1999-2011年、2012-2018年.其中,1978-1998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1999-2011年保持上升趋势,2012-2018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为平缓.且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两个区域性差异特征:一是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二是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差异逐渐收敛.同时,经验分解结果与理论分解结果保持一致性,即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正相关,资本错配程度、资本深化速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负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走势,并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与变动趋势分析

运用基尼系数（GXNX）、Theft指标（GE1）和对数离差均值（GE0）对1978—2004年中国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部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金融发展差异进行全面度量,以及运用R／S分析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是城乡差异,处于第二住的是东部地区内部的金融发展差异,然后是省际间金融发展差异;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差异大致相当,而东中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是最小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Hurst指数都接近于1,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可能会继续扩大,而东部地区内部和东中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还可能呈现加速扩张的态势。     

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刍议

最近几年,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人的慈善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企业捐赠也开始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企业捐赠的好坏也成为公众热烈探讨的话题。就此,首先阐述了慈善捐赠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概念及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形式,重点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构建了以管理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为核心的企业慈善捐赠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对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必须与其具有的企业能力相匹配作了简要分析;最后对企业现在及将来如何进行慈善捐赠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国区域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指数平滑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经济增长速度方程测算我国区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运用三次指数平滑方法,提取我国技术进步贡献率和技术进步速度的趋势规律。结果显示:我国整体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区域间技术进步贡献率差异明显。通过分析技术进步速度与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关系,建立VAR模型,揭示了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外商投资水平对技术进步以及对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影响。上述变量在区域间的差异,决定了技术进步贡献率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