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铁路提速的实证分析

自1997年以来我国实施了6次铁路提速,本文将其视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高的一次自然实验,选取7条铁路干线作为铁路提速的代表,使用倍差法考察了其对沿途站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整个提速期间,相对于未提速城市,铁路提速促使沿途站点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了35.2%。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铁路提速对提速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长期显著;铁路提速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中国铁路交通发展对沿线城市经济增长趋同的影响

以1997—2011年中国6次铁路提速和高铁开通为背景,在β趋同模型中加入用可达性度量的铁路交通发展因素,并用频次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衡量可达性,从全国、区域和城市3个空间层次分析了中国铁路交通发展对铁路沿线城市经济增长趋同的影响。结果显示:铁路交通发展对全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提速铁路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的β趋同均有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铁路沿线城市经济增长的β趋同有阻碍作用,而铁路交通发展对非提速铁路沿线城市经济增长的β趋同的影响甚微,对中部地区铁路沿线城市经济增长的β趋同的影响不确定。     

高速铁路发展与铁路沿线城市经济集聚

本文设计了一个综合的经济集聚指数描述经济集聚状态,建立了包含可达性指标的经济集聚模型,分析高速铁路对铁路沿线城市经济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高速铁路影响下,铁路沿线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明显提升,铁路沿线城市可达性每提升1%,可引起这些城市经济集聚指数出现0.8072的相应增加。但是,高速铁路发展也引起铁路沿线城市之间的经济集聚水平差异扩大,经济集聚格局趋向非均衡。其中,高速铁路沿线城市成为经济集聚的目的地,经济集聚水平显著提升且内部差异缩小;这类城市的可达性每提升1%,可引起城市经济集聚指数发生0.8798的相应增加。相反,非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下降,成为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流出地,而且这类城市之间的经济集聚水平差异增大。     

高速铁路与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变化

高速铁路通过改善沿线城市的可达性而增强其经济联系强度,有利于加强沿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采用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两个指标,对2020年高速铁路网络建成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变化进行分析,以揭示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高速铁路的影响下,"四纵四横"高速铁路干线沿线城市及高速铁路枢纽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均随可达性的改善而明显增大。这将有利于沿线城市经济发展,促进高速铁路干线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带。因此,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利用这种变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控制有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     

中国城市化现状及其问题

城市化是随工业化的出现而伴生的一种现象,人类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的数量、规模显著增长。有学者在1987年从人口计量角度做了全球统计,揭示了一条规律,（全球）工业劳动人口比重每增加1％,则有可能引起城市人口增加1．8％,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向关系。另一方面,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城市化的一个基础。因为城市化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加入城市产业队伍的过程,在农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在转移出剩余劳动力之后,总产出不致下降,保障对非农业的产品贡献和劳动力要素贡献。     

武广高铁对湖南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研究

武广高铁的开通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极大地提高了沿线城市间要素流动的速度与效率,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以武广高铁湖南境内段为例,选取武广湖南沿线五个节点城市,运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以及经济潜能三种评价方法定量分析武广高铁对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得出武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同时,可能会使得非沿线城市出现经济相对负增长的结论,并对武广高铁影响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展望。     

浅析土地需求及土地供给

一、土地需求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因素的影响 1．人口增长对土地需求的影响 土地需求的本质．是人口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城市化使人口向城市集聚，引起城市土地需求扩大．这种扩大首先是外延扩大。     

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为例

利用第三、四和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人口增长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各城市密集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空间分布变化幅度大,总的趋势是集中化、不均衡化;人口变动状况具有阶段性差异;外来人口的迁移流入是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密集区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演化趋势以及人口变动规律,其结论是: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遵循逻辑斯蒂增长规律、波动推进规律、圈层扩散与等级扩散规律,人口增长将由高速到低速,人口分布将由集中化迈向相对地均衡化.     

国外资本流入与空间集聚:基于经济自由程度差异的分析

本文将FDI和城市人口空间集聚问题相联系,将FDI对城市人口集聚的影响落实到传导机制的研究中来,着重探讨FDI对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以及这一传导机制与不同国家经济自由程度的关系.我们使用1980-2011年139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这种显著性受制于各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这对于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结构、改善城市发展环境、提高城市发展潜力及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交通可达性的京津冀城市网络集中性及空间结构研究

伴随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城市间“时间距离”缩短,引起城市区位和城市关系网络发生变化.研究将GIS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结合起来,利用O-D矩阵和引力场模型,分析京津冀都市圈在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4种不同交通模式下,可达性的差异性及都市圈城市经济相互作用的外向和内向集中程度等.结果发现:①交通可达性对都市圈内层极化作用高于外层作用,交通按照公路→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顺序大大提高城市间可达性.②交通可达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提高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和城市间联系度,另一方面拉大城市间差异程度,且北京、天津以辐射功能为主,其它城市以集聚为主.③可达性在1h以内,城市对外影响力较明显,变化幅度最大的是廊坊(0.25h),在1h以上,城市经济影响力变化较弱,在2h以上影响渐渐消失.④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4种交通模式中,天津交通区位优越于北京,但在可达性和经济影响力综合作用下,北京外向集中程度(Out Degree)地位明显优越于天津,而内向集中程度(In Degree)天津高于北京.⑤可达性拓展了都市圈内层的空间范围,并引起空间结构由“多中心”结构向连续的“带状”结构演变.     

快速铁路开通对海南岛空间可达性格局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

快速铁路具有时空收敛作用,能够重塑区域可达性格局从而引起区域可达性空间分配不公平。以海南岛为例,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快速铁路对岛屿空间内区域可达性格局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以引导快铁布局模式向注重空间公平转变作理论探索。结果表明:(1)快速铁路大大提高了海南岛内城市(有快铁站点)的交通可达性,但可达性时间的改善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2)快铁开通重塑了海南岛内可达性格局,由快铁开通前的东—中—北部可达性最优、西—南部可达性差向环岛沿岸可达性最优、中部地区可达性差转变,可达性洼地呈现重心北移趋势,呈现"边缘—核心"逐渐递减的可达性格局,与开通前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可达性分布格局相异;(3)快铁开通前,可达性格局与可达性潜力格局趋异,快铁开通后,可达性格局与可达性潜力格局趋同;(4)由于快铁开通压缩其可达时间,进一步提升了岛内城市可达性潜力,呈现环岛沿岸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城市(有快铁站点)强、中部地区无站点城市弱的"马太效应"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核心—边缘"逐渐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5)快铁开通增加了交通可达性的全域变差系数CV值(增加0.0285),表明快铁强化了海南岛交通可达性的空间不均衡性,在空间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逐渐递减的交通公平格局,公平性分配呈现"跷跷板效应"。文章为岛屿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提供参考,融合了快速铁路与空间公平的研究视角,以海南岛为研究个案探讨交通可达性空间公平问题。     

关于铁路提速效果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邹检验法,研究了铁路提速对其客、货运量,客、货运竞争力以及运输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速对铁路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没有明显影响,但是显著提高了铁路的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提速明显减缓了铁路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在全社会中所占比重的下滑速度,但是对铁路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在全社会中所占比重的走势并没有显著影响;铁路的运输效率并没有因为提速而得到明显改善。提速虽然使铁路运能不足、竞争力不断下降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无助于这种状况的彻底改变。铁路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整个铁路系统管理和运营体制的改革,仅仅依靠提速是远远不够的。     

高铁网络、逆集聚与城市创新

使用1999-2017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并结合90米分辨率的地理坡度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主要发现:(1)高铁网络引发的科研人才流动实际造成沿线城市的科研人才产生了逆集聚现象;(2)高铁网络引发的沿线城市科研人才逆集聚现象是降低城市创新水平的重要原因,主要发生在非东部地区以及科研人才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3)科研人才集聚借助高铁网络存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的趋势,并在创新总量上有利于促使区域创新产出水平显著提高;(4)流动不等于集聚,虽然科研人才借助高铁网络会从非东部地区沿线城市向东部地区流动,但东部地区沿线城市的科研人才集聚水平却是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基于沿线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视角,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促使科研人才集聚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加速科研人才集聚从小城市向沿线大城市的转移进程,疏通人才集聚的"内循环"流动通道.     

一起进城

中印都在快速的城市化,到2025年,近25亿亚洲人将居住在城市,占到世界城市人口的近54％。从2005到2025年,中印两国城市人口增长将超过亚洲总体城市人口增长的62％,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40％。     

“无就业经济增长”的启示

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总是与促进就业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学家注意到，近年来各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低于从前。以亚洲为例（亚洲是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地区），菲律宾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1％，被誉为至少15年来的最高增长率，但是同年菲律宾的失业人口却增加了31．3万人。亚洲开发银行作过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每增长3％，可以增加1％的就业岗位。而到了90年代，同样增加1％的就业岗位，经济增长却必须达到7.8%。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统计数字表明，2005年全球经济以4．3%的速度稳固增长，可是世界失业率仍保持在6．3％左右。     

基于Super-DEA模型的厦深高铁可达性效应综合评估与空间分异

不同形式的可达性指标所揭示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达性特征具有差异性,客观地将不同指标进行综合以全面掌握可达性效应,对于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新建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综合运用GIS网络分析、Super-DEA、空间变差函数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空间相互作用成本和效益出发,选取4种常用可达性指标和本文构建的综合可达性指数分析了厦深高铁开通引起的粤闽沿线地区可达性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厦深高铁开通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广东省城镇出行时间的同时,扩大了福建省城镇空间相互作用潜力与吸引范围;综合可达性指数形成了以珠三角中东部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广东省综合可达性水平明显优于福建省;厦深高铁的开通促进了区域可达性公平性水平的提升,广东清远、河源、潮州以及韶关部分地区、福建的龙岩、漳州等地综合可达性指数变化有利于可达性空间公平性水平的提高;粤西和闽北地区、核心地域的珠三角东部和中部地区综合可达性指数变化则引起了可达性空间差异的增加。     

中部地区大城市还能增加人口吗——以合肥市为例

增加中部地区大城市人口是十分必要的。经计量城市短期和中期人口容量,增加城市人口是可行的。城市人口的增加在短期内要受住房条件的制约,在中期受城市供水能力的影响,在长期上受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制约。部分中部地区大城市人口容量大于现实人口数,因此鼓励其增加人口乃是目前合理的政策取向。     

高铁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可达性影响的多尺度分析

从多尺度的视角分析2010、2015和2020年高铁的建设对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交通可达性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可达性水平在高铁的影响下整体提高,但提高幅度存在差异,其中市域尺度提升最大;(2)可达性水平的地域差异从高铁线路开通到线路呈网状分布逐渐缩小;(3)高铁沿线地区可达性水平变化明显,局部空间关联格局表现为:西安市、咸阳市所辖区县及乡镇低低集聚关联(可达性水平较高),天水市所辖区县及乡镇高高集聚关联(可达性水平较低);(4)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结果显示,高铁建设初期,市域尺度可达性变化明显,引起的可达性差异较大。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沿线区县以及乡镇的可达性水平提升,可达性差异显现。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但是影响的规模非常小。对于全部教育组平均而言,外来劳动力每增加10％,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下降0.3％,工资下降0.65％;对于中低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的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外来劳动力的影响程度相对高一些,但是仍然不算大。另外,我们发现,外来劳动力对本地职工工资的影响,要大于对就业率的影响,说明城市本地劳动力对于外来劳动力存在有限的反应,主要体现在降低保留工资,而非放弃工作机会。     

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对城市群人口和产业的影响及启示

随着城际铁路在城市群内发展,其对城市群内产业和人口布局的影响值得关注。以历史文献和现实数据为基础,文章分析了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发展与沿线城市产业和人口变化。分析表明,日本东海道新干线重塑了沿线城市的区位性能,推动了沿线城市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促使人口从向三个都市圈聚集到局部扩散,最终又向东京都市圈集聚。文章主张汲取东海道案例的经验,合理定义与划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及通勤铁路的功能边界,更好地完善铁路网并为城市群的构建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