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环境技术效应、管制效应的多重角度探讨了FDI影响我国环境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88-2007年数据定量分析了FDI影响环境的各种效应太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环境产生了消极的规模效应、积极的结构效应、积极的环境技术效应,管制效应尚不明显,总效应为负.据此,合理引导FDI产业布局、充分发挥技术进步技术扩散作用,大力加强环境管制等政策措施应是实现FDI正面环境效应的有效途径.     

税收优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综述

税收政策的变动是否会导致大量外资撤离中国,转向周边低税国家和地区,从而大大减少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并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文章从税收优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作用、税收优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影响和税收优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影响,但不明显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税收、政府支出与消费变动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霍尔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消费决策的模型,并利用我国1992-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减税与扩大政府支出都对消费有正向影响;投资收益的增加则会减少消费。在经济衰退时,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在当前经济脆弱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是带动当前经济增长和奠定未来发展基础的最佳政策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笔者依据2005年～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国内投资、产出及就业等视角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研究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产出产生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用.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不同区域、不同视角的影响效果不同.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增加有助于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呈边际递减规律。     

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以2000—2007年度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逐步回归法对我国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促进作用的政策效应进行了总体的和分区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对不同的科技创新指标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但在中部地区,税收优惠对技术市场成交额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在修改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时,要对税收激励的形式、侧重面、税种分布和激励的目标针对性地给予足够的重视。     

论我国FDI税收优惠的转变

我国应改革FDI税收优惠,即税收优惠从增加FDI总量向提高FDI质量过渡;从对FDI给予税收优惠向对内外资都给予税收优惠过渡;从直接税收优惠为主向多种形式的间接税收优惠过渡;从过于注重税收优惠向改进整体投资环境过渡。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分析

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区域FDI的碳排放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京津冀地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估算2000—2012年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数据,从规模、结构、技术、管制四个渠道,分析该地区FDI对碳排放量的影响。通过构造包含FDI对碳排放的四种效应的联立方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FDI对碳排放的总的影响弹性是0.4429。从分解效应层面看,京津冀地区FDI对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管制效应分别是0.1890、0.3495、-0.1174、0.0217,其中FDI对碳排放的管制效应不显著,其余三个效应均显著。     

两税合并对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税收政策的变动是否会导致大量外资撤离中国,转向周边低税国家和地区,从而大大减少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并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文章以上海市为例,从不同来源地、不同规模、不同投资目的、不同产品流向以及不同产业等角度,分析了两税合后对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为了应对两税合并对上海外商直接投资造成的影响,上海市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不断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同时应大力发展技术创新,吸引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社会保障税、投资动机与海外投资

在中国国外投资流入量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造成的东道国优势下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134个国家2008—2018年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障税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企业社会保障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受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影响,在生产要素获取动机、非自然资源获取动机与非技术获取动机国家样本中更为显著;企业社会保障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存在经济体和地域差异,在G20国家、亚洲、美洲及非洲国家样本中更为显著.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基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的促进中国海外投资流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总体及分区域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对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参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开发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引入了中国各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并且结合2003～200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来讨论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省级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省份来说,两者之间呈现弱负相关。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censing, and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In a two-period duopoly model, this paper considers a foreign firm's choice between licensing and FDI and studies the relative impact of these mod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n the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of that firm and its domestic rival. Relative to licensing, FDI limits technology spillovers to the domestic firm but dissipates more rents in the product market. Internalization allows the foreign firm to build on an existing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While the local firm develops its best technology if initial licensing is followed by FDI, the foreign firm transfers the most efficient technology under FDI in both periods.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2004—2011年省际二氧化硫面板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东道国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利用29个省,2004—2011年度的面板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关系。结果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证实,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小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然后就实证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对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分区域看,提高税收分权度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消极作用。其原因并不是税收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而是不合理的税收分权制度安排,抵消了分权带来的激励效果。因此,要提高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就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权关系,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关系,明晰各级政府的税权范围;理顺税费关系,规范制度外收入渠道,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土地财政、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9-2011年省级面板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

土地财政和滞后的城镇化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1999-2011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检验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之间相互关系,进而考察二者对全国及区域层面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二者存在双向联动关系,且城镇化对土地财政规模的影响大于土地财政对城镇化的作用。（2）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土地财政与城镇化是驱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3）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强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城镇化的推进缩小了西部省份城乡收入差距但不利于东中部省份收入差距的改善。因此,要正确看待土地财政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未来应积极探索新型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改革当前土地制度安排,继续深化分税制改革并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     

Tax Policie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Welfar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partial equilibrium three‐country model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an environment with double taxation.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FDI is welfare‐improving for at least one or both of the two regional countries if wage asymmetry is significantly large. FDI and an RTA are also welfare‐improving for the high‐wage country and the region if the wage differential is not small. We also examine the role of repatriation taxes in affect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firm location under an RTA.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igning of an RTA may induce relocation from the high‐wage country to the low‐wage country unless an increase in the repatriation tax rate also occu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