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78—2013年中国的年度数据、1960—2015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中国要强,且作用时间更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效应强于美国,且减弱速度更为缓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影响其自身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过犹不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追赶

持续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却在普遍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文章基于1979-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对其经济追赶的影响。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抑制其经济追赶,且“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其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渠道实现。（2）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可以削弱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3）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跨梯度转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4）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利于经济追赶,尤其是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并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等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内陆城市的一条特殊发展道路——“服务业引致反梯度追赶”假说及初始条件

内陆城市以承接沿海城市制造业转移来实现经济追赶的传统发展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当代条件下服务业的影响可能改变中国内陆城市的传统发展道路,即存在一条特殊发展道路:一部分具备一定条件的内陆城市可以跳过制造业充分发展阶段,通过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结构性替代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特殊工业化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引起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接近或者赶上沿海城市,从而达成对沿海城市的反梯度追赶。     

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外围城市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基于上海与苏州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与苏州制造业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从产业间的关联反映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重要联系.由VAR模型初步断定,苏州制造业与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发展关系;并借助Romer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二者间的互动发展及程度.结果显示:苏州制造业与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间呈相互促进的互动发展模式,但互动效应不均衡,苏州制造业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与苏州制造业间的互动发展也不尽相同,其中科研技术服务业与苏州制造业互动最明显,而金融业则最不明显.     

我国城市发展转型中制造业重要性分析:以广州为例

基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阶段,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制造业的作用是否降低的问题。首先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地位,并考察两个行业的增长质量;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处于这个阶段制造业的作用;再次,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表现出内生的经济脆弱性。研究发现,并不能得出服务业已经成为广州这样特大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结论,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增长放慢的结果,在中国工业化向技术集约化演进的过程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承担起技术升级和创新的职能并带动全国各层次区域工业化整体的升级。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     

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政策建议

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以生产性服务业等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明显偏离世界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进程。由于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服务业信息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服务业创新更为密集,服务业态、经营模式不断调整,知识性服务业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由制造业向服务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当前中国制造业转型的背景下,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增加工业附加值、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驱动的集约式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产业关联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于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研究

基于需求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分析了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因素,包括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然后根据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剖析了需求不足的各种原因,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正相关,但小于服务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企业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负相关,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数目庞大而规模较小有关;加工贸易确实阻碍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影响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源自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质检机构职能优化及组织创新的现实需求

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当代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它们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质检机构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质检机构职能优化及组织创新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以期实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更好更快发展.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

本文采用全国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TFP均处于上升通道,在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TFP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技术效率改进,进入21世纪后,则主要是技术进步提高,且技术效率改进已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但服务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同时,中国服务业TFP增长表现出了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与工业(制造业)行业对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2010年与1991年相比,TFP及技术效率增长的行业间异质程度有所下降,而技术进步却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现代信息技术对不同服务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异质影响,以及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与中国推进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选择

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的一般趋势,然而,在中国却存在一定的悖论：服务业不仅占GDP的比重低,而且也远未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除了统计方面的原因外,中国生产者服务的内部供给现象严重,而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不足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以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重点只能选择生产者服务业。鉴于服务业经验品特征明显、其发展对制度敏感等特点,中国需要从市场制度和环境建设等方面着手,促进生产者服务的外部化、专业化发展;同时,要立足于制造业大国的现有基础,通过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途径,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     

中印经济发展的优势比较

中国和印度是当今世界上两个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优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制造业闻名世界;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利用外资成绩明显;对外贸易额有绝对优势。而印度则拥有一批国际知名私人企业和知名品牌;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产业是其经济增长极;有运转良好的金融体制和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拥有一大批国际化的人才。中印两国只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才能实现各自的强国之梦。     

以制度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     

制造业发达地区发展服务业的契机与对策——以苏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国际低端制造业加快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制造业发展迅速,服务业相对滞后,并已严重影响到制造业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在给予地区制造业带了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加快发展服务业,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增长的良好机遇。以制造业发达地区苏州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制造业发达地区发展服务业的机遇、趋势和规律,提出了按照制造业增长模式转型重新定位发展服务业的思路,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制造驱动还是服务驱动?——基于中国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87-2010年间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应年份的延长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全面测算并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联变化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趋于上升的态势,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高于服务业,制造驱动经济发展在产业关联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但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要高于制造业,其对于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则较小.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内生发展和溢出机制上都要优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在研发、信息与商务服务上的溢出效应有了较大的进展,但金融、流通等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比较密切的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还相当低.因此优化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的产业关联机制,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完善制造与服务的生态系统建设是实现中国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新常态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张志元访谈录

新常态是指经济运行渡过增速换挡期、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的均衡状态。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新常态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引擎和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1实体经济优先发展在于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融合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已融入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竞争时代,制造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更为复杂,我国制造业企稳回升的态势尚不稳固,有诸多不确定、不可持续因素,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是当务之急。前不久,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5届年会暨经济新常态:特征与趋势理论研讨会"上,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张志元以题为《新常态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的发言系统论述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本刊将张志元的发言以访谈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良性循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就业扩张

众所周知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互为促进因素,本文引入属地内制造业的行业特征作为良性循环计量研究的中介,包括制造业的投资总额以及地区内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量.利用中国分省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助于制造业的就业创造能力,而制造业又带动了配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之间的互动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测度——兼论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关系

利用2004年至2010年中国地级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数据,根据EG指数公式测算了中国城市服务业及其子行业的集聚程度,同时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服务业仍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也弱于制造业,但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生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于消费和社会性服务业;经济越发达的区域,服务业集聚程度越低.另外,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关系,服务业总体和多数门类行业集中度的变动与制造业同方向,应充分运用二者的互动机理来促使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