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环境规制、企业战略激进度与社会责任绩效

文章采用2011-2017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对企业战略激进度与社会责任绩效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将非正式环境规制引入至两者关系研究中.结果表明:企业战略激进度能显著提升社会责任绩效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也产生显著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战略激进度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制度环境感知和法律制度效率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基于中国民营科技型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合法性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并试图揭示外部情境因素制度环境感知和法律制度效率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合法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提高组织合法性地位;（2）制度环境感知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合法性的关系,在较好的制度环境感知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合法性的正向关系会增强;（3）法律制度效率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合法性的关系,即在较高的法律制度效率下,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合法性的正向关系会减弱。     

企业社会责任、营销能力与企业绩效——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

目前学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从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营销能力两个关键要素交叉探究两者关系的研究却十分匮乏。本文基于社会交换与营销能力理论,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2011—2015年共147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营销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验证营销能力的中介和环境不确定性对这一中介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对营销能力与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营销能力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反向调节营销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4）环境不确定性也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通过营销能力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     

内部控制、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以2012-201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内部控制在弱的制度环境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内部控制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器,对其有正向调节作用;(2)弱的制度环境抑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3)弱的制度环境抑制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现实情境,既加深对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调节器的理解,也指出如何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发挥现实情境中这种调节作用。     

管理层能力、管理层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

以我国沪深A股2013~2017年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管理层能力、管理层薪酬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和管理层薪酬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管理层薪酬能够正向调节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以及管理层薪酬的正向调节作用较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外资持股、媒体关注与企业环境绩效

以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年度数据为初始样本,实证研究外资持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检验媒体关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资持股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对上述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外资持股对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代理成本与企业创新在外资持股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提升环境绩效、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及机构投资者优化投资决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社会信任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

文章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社会信任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主并方所在地区社会信任与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社会信任既可以直接影响并购绩效,也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间接影响并购绩效.     

技术和制度创新驱动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制度变革经技术创新驱动影响国有企业的绩效.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转型期制度因素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调...     

动态竞争环境下高管团队社会网络、行动进攻性与企业绩效

本文主要融合社会网络与动态竞争理论,探讨企业发起竞争行动背后的深层次内部机制,具体关注高管团队社会网络与竞争压力感知如何影响企业的行动进攻性与企业绩效;以及行动进攻性对高管团队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主要结论有：第一,高管团队社会网络（包括内部与外部网络）对企业行动进攻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高管团队的竞争压力感知对行动进攻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竞争压力对于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行动进攻性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高管团队外部网络与进攻行动的关系则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第四,行动进攻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五,行动进攻性对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高管团队外部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显著的调节影响。     

董事会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选取2008—2015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成员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但尚未发现独立董事成员数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由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同,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董事会成员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重在非国有企业中对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国有企业中,尚未发现董事会成员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重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显著影响,制度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动因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相关部门应当把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作为国有企业决策人员考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管。     

相对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并购绩效

本文选取2010—2018年我国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并购相对规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并购相对规模越大,公司的并购绩效越好,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相对规模对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并购交易中,并购相对规模对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     

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市场发展与财务绩效

在以往的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中,研究者热衷于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方面的研究,但大多数结论是基于西方背景得到的,这些结论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是否依然成立值得进一步探讨。文章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制度环境的特点,实证检验了企业捐赠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越多,企业财务绩效表现越好;在市场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更强。     

管理层激励、R&D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管理层激励以及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国有上市公司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管理层激励对二者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财务绩效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较弱;同时在对企业市场价值(托宾Q值)的研究中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企业市场价值关系起到了更加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产权性质、高质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文章选取沪深两市A股541家上市公司2014—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高质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产权性质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从全部样本看,高质量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显著提高企业价值,而且企业的创新性贡献、协调性贡献、开放性贡献、共享性贡献均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产权性质在高质量企业社会责任总水平、企业创新性贡献、开放性贡献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以西部企业为例

为了探究西部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结构对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作用,本文选取2018年—2022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公众参与、政府回应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污染监督与资源支持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以每年与环保相关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刻画各地区公众民主参与环境治理的程度,考察多主体参与能否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形成协同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正向影响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关系在考虑政策冲击和进行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仍稳健存在。机制检验发现,公众参与通过推动地方政府加强污染监督和资源支持力度促进企业改善环境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回应动力及治理效率的影响：在官员政治竞争力越强和职业生涯越广阔的地区,政府回应动力越大,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在市场化程度和信息技术水平越高的地区,政府治理效率越高,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多主体参与的环境共治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探索创新的中介作用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调解效应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在社会中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近30年的研究中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为了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引入创新和企业所有制两个中间变量,通过中介和调节作用深入阐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     

投资者认知、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投资者认知假说,使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认知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投资者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融资约束在投资者认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上市企业,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者认知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对认知水平促进创新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合理引导投资者、构建信息透明的融资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网络中心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创新关联、政治关联和技术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社会网络对于网络成员通过组织间关系来获取关键资源具有重要价值,而企业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则是影响其资源获取能力的关键因素。同时,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还会受到企业与网络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联结以及市场环境等情境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网络中心性作为自变量,以创新关联、政治关联和技术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网络中心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网络中心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关联和政治关联均对网络中心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这种关系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技术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支持。     

内部控制、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创新是企业能够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文章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技术,实证探讨创新投入、内部控制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对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创新投入的增加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即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同时,有效的内部控制对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内部控制提升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