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自媒体信息披露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及企业自媒体信息披露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规模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自媒体信息披露抑制了高管以慈善捐赠为幌子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力较强和内部控制环境较好的企业中,自媒体信息披露对慈善捐赠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正相关关系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慈善捐赠与高管代理行为领域的研究,也为企业运用自媒体信息披露加强公司治理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同时也为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的辨别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证据。     

企业战略影响超额在职消费吗?

基于沪深两市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探究了企业战略对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对超额在职消费存在显著影响:企业战略越激进,超额在职消费规模越高。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更高的管理者能力能够抑制企业战略对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战略与财务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降低超额在职消费规模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     

超额在职消费、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界定和计量超额在职消费的基础上,检验了超额在职消费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媒体监督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媒体监督能够对此进行有效缓解,且此削弱及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旨在为完善企业在职消费的计量与规范、提升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提供新的思路。     

注册会计师审计对隐性高管腐败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16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我们将超额在职消费作为隐性腐败的替代变量,审计意见和可操纵应计利润作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对隐性高管腐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与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的隐性高管腐败更严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审计能够抑制隐性高管腐败。本文对如何从注册会计师审计角度抑制隐性高管腐败行为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具有参考意义。     

制度背景、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 A 股制造业为样本,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成正常、超额两部分,研究发现：以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为代表的制度背景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损害企业绩效,而正常在职消费则能显著提升公司业绩,证明调和在职消费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约束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力量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外在政治因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高管减持如何影响投资者预期?——基于超额融券的经验证据

随着我国融资融券业务逐步扩容,投资者向证券公司融券卖出的卖空交易成为市场消化负面信息的重要机制。本文以高管减持事件窗口期的超额融券量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我国企业高管减持所任职公司股票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估计期,高管减持窗口期超额融券量显著增长,并且减持比例越高或者减持金额越大,超额融券量越高,表明高管减持显著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价值预期。进一步研究显示,良好的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高管减持对超额融券量的正向影响。本文用超额融券量直观地度量投资者预期变化,丰富和发展了高管减持经济后果的研究,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及监管部门完善相关监管规定具有启示意义。     

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后企业高管腐败程度降低了吗？——基于高管隐性和显性腐败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以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态整改为切入点,以2007-2017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缺陷发生整改和整改及时性对高管隐性和显性腐败的影响,并区分缺陷认定标准严格程度与缺陷异质性做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未整改公司,整改公司的高管隐性腐败程度更低,但显性腐败程度短期内没有明显变化;整改所耗时间越长,隐性腐败程度增长越快,显性腐败的发生概率越高;仅在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较为宽松以及存在公司层面内控缺陷的样本中,内控缺陷整改前后,高管腐败程度才有明显变化。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吗?

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措施,政府审计能否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是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利用2010—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政府审计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并且政府审计的这种外部治理效应在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较好、审计署的监督力度较强时更为明显。本文的发现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监管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否抑制高管在职消费?

会计信息可比性是会计信息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能抑制高管在职消费,通过对投资者产权性质和机构投资者占比分类后,我们发现在民营企业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的企业中,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和高管薪酬激励在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作用,揭示了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途径。     

高管晋升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3—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税负承担与高管晋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企业税负承担与高管晋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积极的税负承担有助于增加高管晋升概率,存在税负晋升激励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负晋升激励效应受企业层级和高管异质性的影响,省属国有企业、高管越年轻、任期越短,税负晋升激励效应越显著。本文从企业税负视角,发现了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晋升的新证据,为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考核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超额商誉、高管激励与审计收费

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超额商誉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超额商誉提高了审计收费,且在民营企业更显著;而高管不同激励方式对超额商誉与审计收费的调节具有异质性:股权激励具有抑制作用,而薪酬激励具有增强效应;从作用机制来看,超额商誉通过增加经营风险和审计投入,进而提高审计收费.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自由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考察自由现金流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起负向调节作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所发挥的"监督效应"可以减少自由现金流的滥用,对企业过度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高管在职消费研究综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管奢华比阔的现象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高管滥用公司资源现象的关注,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远远超过了"合理"的范畴,不能起到积极性的作用.另外,企业赋予高管较多控制权,高管会利用其权力进行过度在职消费谋取个人私利.本文回顾了在职消费的相关理论及研究,并进行总结和展望.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研究了后危机时代税制改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主要是通过对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对非国企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强于国企;高管的金融背景越强,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大;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作用于微观企业、影响其财务行为的研究领域,结论对正在进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工作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资本市场开放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吗？——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选取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管减持交易行为为样本,依据陆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提供的实验平台,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陆港通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机制分析发现,陆港通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股价同步性,降低了高管减持的超额回报,从而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陆港通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治理效应在公司前期盈余管理为负时更显著。本研究为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和类似陆港通交易机制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监管提供了新视角。     

监管强度预期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基于证监会随机抽查威慑作用的研究

有效的监管措施有助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而监管政策的威慑效果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手动获取2016-2020年间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双随机”抽查的相关数据，以企业预期抽查概率作为监管强度预期的度量，实证分析了“双随机”抽查制度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威慑作用。研究发现：现场“双随机”抽查机制对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具有威慑作用，监管强度预期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越弱；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法治化水平、企业产权性质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能够强化这一威慑作用的影响；企业审计费用与监管强度预期呈负相关关系，而对被抽中进行现场检查的企业，审计师会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上述研究结果为评估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双随机”制度的效果及其影响提供一定的实证证据。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绿色金融是否对企业ESG表现产生积极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度和公众关注度如何影响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的回归方法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促进企业ESG表现。同时,关注度越高,绿色金融越能促进企业的ESG表现。本研究通过强调关注绿色金融的必要性,丰富了绿色金融影响企业ESG表现的理论机制,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商业信用

基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观和机会主义观,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认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提高商业信用的获取水平,支持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内控质量更高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商业信用的积极影响更明显;当外部政策不确定性更大及金融发展水平越低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的积极作用更强。     

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

合理的高管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发挥高管人力资本效用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非国有企业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管理层权力加大了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