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战略、比较优势、知识产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而不能完全照搬经济学的理论,任何单独一种战略都不能成为我国的主导战略选择.     

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比较与思考

本文比较了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即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内涵、理论基础及其经济效应，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坚持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原则上加入积极的政府干预，将赶超战略的合理成分与比较优势战略统一起来，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创新。     

从比较优势战略到竞争优势战略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自诞生以来 ,接受了 2 0余年的实践检验 ,越来越被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和实践的指导性 ,也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文章依据竞争优势理论对我国的外贸实际进行详细的分析 ,并得出结论 ,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应以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 ,从比较优势战略转为竞争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要求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呼声很高。文章认为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国的出口增长模式上。因此,本文提出应结合运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理论来构建我国新的出口增长模式,并就如何在比较优势中形成竞争优势,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     

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战略

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可以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即先天的比较优势不可能演进,因而缺少经济增长方面的含义;而外生比较优势,即后天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正确的决策产生,因而能推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为了获得尽可能大的贸易利益,每个国家都应该尽量充分地利用外生的、内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而避免贸易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当这些比较优势之间有冲突时,此国是进口某一产品还是出口这一产品取决于哪一种比较优势最强。一、我国的外生比较优势1.劳动力数量的优势。下表显示了1995年和2020年中国要素禀…     

新贸易理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文章分析了新贸易理论产生的背景及主要模型,并对新贸易理论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心论点是,即使新贸易理论在某些方面研究了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所没有研究的问题,它也难以取代后者而成为新的主流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之间更多的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比较优势理论不能作为中国工业化战略选择与评价的依据

从世界工业化的实践来看 ,凡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大都没有死守比较优势战略 ,凡是不折不扣地按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 ,大都还在现代化的道路步履蹒跚。若建国初期就把工业化战略定位在比较优势上 ,中国难保不会遭遇拉美一些国家一样的命运。因而 ,在评价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时候应当从历史的实际出发 ,而不应当从纯粹的理论出发。     

竞争优势理论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分析

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取得较大经济剩余,但也出现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的局面。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不适性,我国外贸必须进行战略调整,从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使我们认识到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在于主导产业优势的建立。     

比较优势误区与西部贸易战略分析

自"西部大开发"提出时起,人们就意识到西部经济的发展与对外贸易密不可分,这种意识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变得更加强烈。西部地区于是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对外贸易,所依奉的主要贸易理论就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然而,由于人们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误解以及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使西部贸易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在对古典贸易理论分析之后,试图提出一些适合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贸易策略。     

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两种最主要的优势,由于两种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性,发展中国家应该执行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并重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能够充分发挥出我国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的工业化道路,其本质内涵也由此决定。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他们从动态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使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虽然这一理论不像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那样具有公认的统一权威性,而是体现在不同经济学家的若干论述中,但其理论观点、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再论比较优势、绝对优势与DFS模型

DFS模型是研究两国(多国)多产品条件下如何确定比较优势的经典模型.本文从DFS模型所包含的比较优势思想入手,分析了比较优势理论在运用中面对的"两难困境",对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和探讨.     

新古典经济学及公司合同理论质疑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波斯纳对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分析。而伊斯特布鲁克和费希尔则是公司法经济分析的代表。其缔造的公司合同理论,贯彻了市场本位的价格理论,认为公司是合同的联结,法律制度无关紧要。新古典经济学及公司合同理论远离经济现实,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及其他学派的挑战。     

武汉经济转型：从传统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改革开发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作为老工业城市的武汉市,其经济日益失去竞争优势,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武汉市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认为武汉市发展滞后的根源是过分依赖于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没有实现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文中提出新时期构建武汉经济的竞争优势体系的思路和对策。     

比较优势理论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家庭内部成员,主要从夫妻二人拥有的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了家庭的形成及其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格局。从理论上阐述在比较优势条件下,专业化和交换将导致整体联合利益增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家庭内部成员劳动分工的劳动力供给均衡点的形成及其变动情况。这一经济模型表明,为了提高家庭质量,实现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实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在充分信息和较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一方面,从纯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的形成及其变动;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视出家庭实际变化及相关制度的影响。     

The 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With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the late 1980s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has undergone major revision. Socialism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the viabl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it once was. We now recognize that the choice is between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capitalism.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is achieved by examining how different legal,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shape economic behavior and impact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is paper we survey the new learning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uggest how this learning should redirect our atten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EL classification: B53, O10, O20, P0     

反思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比较优势理论

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产生背景、国内应用现状和理论局限性的多角度反思,得出该理论不应成为我国选择经济战略依据的结论。如果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但不能使经济得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相反还将严重危害到经济安全。     

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Trade Theory: Rethink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Policy

Gomory and Baumol (2000), and Samuelson (2004)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international trade’s future impact on U.S. national income. The focus is how globalization may affect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across countries of gains from trade. Though their analysis is developed using a pure trad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 has strands in common with institutionalist thinking. Their findings spotlight the need for a new U.S. trade policy agenda aimed at maximizing the U.S. share of gains from trade, and complementing conventional Keynesian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