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提升的保证。基于2011~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探究金融科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会出现金融抑制问题,阻碍经济增长;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限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科技会抑制经济发展,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科技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促进作用增强。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业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金融发展、双向FDI与碳排放——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双向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的碳排放效应存在金融发展门槛值的制约。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双向FDI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逐渐增强,由促进碳溢出转变为抑制碳排放。当金融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OFDI和IFDI对碳排放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重视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对于充分发挥双向FDI对碳减排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集聚、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效率提升——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

当前,绿色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生态效率的提升会促进绿色发展。基于Arc GIS和Geo Da软件平台,探讨金融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检验了生态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建立空间面板模型。研究表明:生态效率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弱,暗示着需要加强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产业结构优化对生态效率提升作用明显,贡献度较高;增加工业污染治理力度、扩大造林总面积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生态效率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掀起了全民创业的浪潮，众创空间作为新时代服务大众的创新创业平台发展迅速。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指标衡量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计算众创空间发展水平，结合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众创空间的发展，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众创空间发展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众创空间发展。     

金融科技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考察金融科技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方法:从商业银行的视角出发,运用谢婼青和朱平芳(2020)综合指数构建方法从四个维度构建衡量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面板模型考察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排名依次是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呈现"U"字形影响;随着商业银行加大信息科技投入强度,有效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增强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体验,在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打开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进一步讨论不同所有制下商业银行的影响效应后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有一定的政策性作用。研究创新:在完成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基础上,探索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金融排斥关系,并在金融科技的视角下,研究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价值:为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商业银行提高盈利能力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提供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在一定水平下,对东道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外资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对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FDI进入初期的正影响最终转为负影响,研究还显示FDI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本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有正影响。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政府干预视角下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

结构转型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研究金融支持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将政府干预因素纳入研究框架。选取1990—2013年的各省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估计,验证在不同政府干预条件下,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非线性关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产业升级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在较低的政府干预强度下,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效果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但是在政府过度干预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政府干预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整体呈现抛物线趋势。     

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吗？——来自中国28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进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调节性效应检验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绿色创新水平能够正向调节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较高、污染排放量较高、环境信息公开的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必须激发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     

空间外溢视域下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

通过构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推导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并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1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本市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三大机制城镇居民收入、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支付便利性,均通过实证检验,且三大机制传导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提供经验证据。     

金融开放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金融开放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通过测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6个城市2005—2016年的金融开放水平,利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邻接空间三种权重矩阵下对金融开放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金融开放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说明城市之间经济的相对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原因;在邻近关系上,金融开放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表明本地的经济增长除与本地金融开放水平有关外,也与相邻城市金融开放水平有关;但分析认为,地理距离不是决定金融开放经济效应的主要因素;存在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营商环境改善等实现机制,且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叠加效应强化了该实现机制。据此,本文认为,以五大都市圈为单元进行金融开放,并与相应的发展政策相结合将是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金融科技对银行盈利状况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技术溢出理论、梅特卡夫法则和里德法则，从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4个角度出发，探究了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盈利状况的作用机理。以银行年度在各地级市网点数量为权重，对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处理，构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2011—2020年我国298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提高了国有银行的盈利水平，降低了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水平，总体上显著降低了银行的盈利水平。从非线性角度出发，随着地区金融科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主要以“竞争效应”为主，呈现出负向影响。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FDI对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减贫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减贫效应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FDI与减贫呈现正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FDI与减贫呈现负相关关系。（2）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区域表现形式也不同,东部门槛值高于中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西部FDI对减贫的作用高于东部和中部。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基础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对基于基础吸收能力调节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以专利授权数量表示的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加入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各个指标的调节变量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均产生了正面效应,但是与R&D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数量相比,这一促进效应依然较小;基础吸收能力调节变量的加入正向调节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来说,基础吸收能力对西部地区OFDI逆向溢出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为重要。     

金融集聚对安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8年安徽省16个城市市级的面板数据,采取了Hansen的门限效应模型,实证验证了金融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在不同时期、发展程度不同情况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六种因素综合考察模型的门槛水平,从而得出在安徽金融集聚程度较低的部分城市区域,仍存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步空间的结论.文章最终对安徽金融集聚发展和产业发展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法治如何影响了企业家精神？

本文基于法经济学的理论阐释了法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法治进步水平每提高10%,将促使企业家创业量增加2%;近10余年来,中国各地区法治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但法治水平只有提高到一定门槛值之后,才会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发挥;各类检验均表明,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法治通过影响金融发展间接地作用于企业家精神;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腐败、金融发展等宏观环境变量与法治的交互效应均会影响企业家精神发挥。     

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与对外投资水平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与对外投资水平

利用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并测算了资本效率的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之上,基于投资国的视角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及其交互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的OFDI水平,资本价格扭曲和资本形成效率对OFDI具有负向影响,国内资本产出效率和增量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是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原因。资本效率对OFDI的整体作用效果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即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改善资本效率对OFDI的影响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金融发展、资本效率及其交互效应对OFDI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和跨期效应。     

构建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金融体系

本文结合相关理论就金融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抑制经济波动。当融资方式可以完全替代时,若银行收紧信贷,企业可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信贷总量的减少不会影响企业经营。但当直接融资无法完全代替间接融资时,部分企业不得不依赖于银行贷款,使得外部冲击可以通过银行中介渠道放大对波动的影响。针对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有利于降低波动。     

绿色金融是否提升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对国有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2)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的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的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