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契约、会计业绩与高管变更

在考虑各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异质的前提下来检验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并通过薪酬业绩敏感度、薪酬粘性来衡量不同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高管变更的可能性与会计业绩显著负相关;薪酬业绩敏感度越大,说明缔结高管薪酬契约时赋予会计业绩的权重越大,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高管薪酬粘性越小,说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越好,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将会计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缔结与履行中所起作用的两类研究结合起来,对于进一步发挥会计业绩的公司治理作用有一定启示意义。     

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数据,对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高低的重要因素;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并不强,这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中没有考虑会计稳健性因素有关。     

房价与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非房地产企业受房价上涨的吸引投资于房地产业务,虽然能给企业带来业绩增长,但这使得企业业绩很难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业绩质量也不高,根据高管薪酬的最优契约理论,企业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使用权重会被降低。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以及中国非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高房价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影响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较高时更显著;以上结论在使用DID模型控制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房价与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非房地产企业受房价上涨的吸引投资于房地产业务,虽然能给企业带来业绩增长,但这使得企业业绩很难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业绩质量也不高,根据高管薪酬的最优契约理论,企业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使用权重会被降低。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以及中国非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高房价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影响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较高时更显著;以上结论在使用DID模型控制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管理层异质性与管理层薪酬契约效率

以管理层异质性作为概念基础,对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决定效率和激励效率实施了联合检验.研究表明,董事与高管之间的"合谋"使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更多地满足了董事与高管的个人偏好而不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董事与高管以超额薪酬方式共同分享"企业租金"的行为导致管理层薪酬契约偏离了最优契约标准.此外,董事与高管"合谋"对管理层薪...     

管理层权力、盈余管理与薪酬操纵

基于名义薪酬业绩敏感度与真实薪酬业绩敏感,本文分析了管理层权力通过盈余管理进行薪酬操纵的方式。研究发现：薪酬操纵行为表现出时机选择特征,在盈利业绩下的薪酬操纵显著存在,而亏损业绩下的薪酬操纵并不显著。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真实业绩敏感度越低,薪酬与名义盈利业绩敏感度越高,与名义亏损业绩敏感度负向关系越不显著。研究还发现：民营控股、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薪酬操纵。     

管理层能力、权力特征与薪酬差距

学术界关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锦标赛理论与行为理论并没有考虑薪酬差距产生的原因,忽略薪酬差距形成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对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关系的实证结果的偏误。本文基于2005~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0727个A股公司研究样本,从管理层能力和管理层权力两个角度分析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形成的原因,结合薪酬差距的形成原因,对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和权力都会增加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管理层能力导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管理层权力导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企业管理人员薪酬的影响分析

现行公司治理普遍采用公司业绩作为管理层努力的代理变量,而会计盈余又往往成为衡量公司业绩的主要指标。这为管理人员作为会计政策选择的主体利用政策选择操控利润来提高自身报酬提供了机会。公司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的动机和管理层如何对新发布的会计准则做出反应向来备受关注,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改革扩大了公允价值的运用,为以薪酬操纵为目的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此背景下,考察公允价值在管理层薪酬契约中的作用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会计信息质量对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年到2007年的管理层薪酬数据,检验了在不同的控股股东特征下会计信息质量对以薪酬业绩敏感度为特征表达的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影响方式。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对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上市公司会依据会计信息反映的企业价值变化调整管理层薪酬。此外还进一步发现,控股股东会显著影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这种负向关系在政府机构控股时显著减弱,而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其他具有影响力的股东的制衡力提高时显著加强。     

薪酬委员会提高了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吗？

薪酬委员会的目标之一是为上市公司制定良好的薪酬制度,使经理层与股东利益一致,从而提升公司价值。我国引入的薪酬委员会制度能实现该目标吗？文章选择2002--2006年上市公司自愿设立薪酬委员会作为研究样本,就有效契约论和经理人权力理论对薪酬委员会制度是否有助于提高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自愿设立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越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越低;（2）公司相对业绩水平会影响薪酬委员会的作用,尤其是相对业绩较差的公司,设立薪酬委员会显著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度;（3）市场化进程也会影响薪酬委员会的作用,市场化程度高（低）会显著增强（减弱）薪酬委员会设立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制度的自愿设立更符合经理人权力理论,薪酬委员会的强制设立在短期内并未对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发挥作用。     

会计盈余时效性、薪酬委员会结构与经理人薪酬契约有效性

会计盈余时效性反映了企业会计收益信息与实际经营成果的结合程度,是监督、评价经理人当期努力影响未来业绩的重要指标。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中与股东利益相融合的薪酬委员会结构旨在增强经理人薪酬契约设计有效性的观点,对2010~2011年我国A股主板909家上市公司以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的分析结果显示,与股东诱因融合度高的薪酬委员会结构能够增强经理人薪酬-绩效敏感度,同时能够根据当期会计盈余时效性调整盈余的薪酬权重,避免经理人短视,降低代理成本。有经理人参与的薪酬委员会降低了薪酬委员会薪酬契约设计的有效性,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经理人不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情形下的薪酬委员会更加有效,未发现薪酬与审计委员会董事分离度会增强经理人薪酬-绩效敏感度。     

薪酬契约中的业绩评价指标

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励经营者采取增加股东价值的行为，必须合理地选择薪酬契约中的业绩评价指标和构建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运用代理理论有关业绩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提高业绩指标的质量及合理构建业绩评价指标体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试图从理论上阐明相关原则。     

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差异研究——基于政府干预视角的实证分析

以2007年-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宏观制度环境和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不考虑政府干预时,民营及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当考虑政府干预时,政府干预越多,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薪酬契约的有效性或治理作用的差异,是由政府干预导致的.     

管理层盈利预测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管理层盈利预测作为一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2002—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盈利预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盈利预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呈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之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替代作用稍强。该研究丰富了有关管理层盈利预测的研究文献,将管理层盈利预测引入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讨论。     

会计信息质量变迁、绩效指标选择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研究

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阐述了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基本原理在于会计信息的合理应用。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会计信息质量发生了变迁,会计信息可靠性下降而相关性上升。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将会影响会计信息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表现为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下降,减少了会计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上升,将增加市场业绩指标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应用。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我国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要适应会计信息质量的变迁,调整高管薪酬结构,合理分配企业绩效指标权重,并转变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理念。     

政府干预、政策性负担与高管薪酬激励——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政府干预的角度,以2002—2012年我国A股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企业造成的政策性负担以及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以会计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作为政府干预代理变量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冗余雇员规模越小;冗余雇员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使得基于会计业绩的度量评价作用减弱。研究结果表明,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微观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影响了高管薪酬激励。文章在理论上丰富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微观影响的研究文献,在实践中对建立市场化的高管薪酬契约具有借鉴作用。     

基于EVA的薪酬激励机制

传统薪酬激励机制的会计指标偏好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而忽视了对本公司价值或业绩的评价 ,不能有效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而基于EVA的薪酬激励机制能真实反映公司内部信息 ,使管理层更加注重企业的价值增长和持续竞争力的提高。     

使用不同参照对象的相对业绩评价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公司高级管理层的相对业绩评价（RPE）进行验证后发现，在以企业所属行业划分参照对象的基础上，如果进一步以企业规模和企业所有制属性来划分参照对象，能得到更加充分的RPE证据。另外，只有使用会计回报作为企业业绩指标，才能支持市场RPE。因此，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存在一定程度的RPE证据。     

会计收益的持续性与高管薪酬

运用中国沪市1999--2006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会计收益的持续性对高管薪酬相对于会计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对会计业绩的敏感性随着会计收益中所包含的持久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结果支持了基于会计收益的高管薪酬合同能够激励管理者创造股东长期价值的观点。     

EVA激励机制在我国企业的应用——基于宝钢的案例研究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除了优良的公司战略外,还必须在公司理财和公司治理层面上找寻一种价值评价指标,以实现价值评价、公司理财、业绩评价和薪酬规划的统一,达到最佳的管理方式。EVA（济附加值）不仅是一个高质量的业绩指标,也是一个全面财务管理的架构和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在我国企业引入EVA机制,有利于建立适合我国代理人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的指标体系,从而增强企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