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浅析中国证券市场的博弈

通过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后市场结构的变动进行博弈分析，建立了QFII与本地机构投资者(DII)的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并对QFII、DII、PI(个人投资者)和证券交易所(SE)任意两者之间的博弈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由于QFII拥有对股市的分析判断能力、对信息掌握程度及资金实力等方面的优势，QFII将成为证券市场的主导力量，并引导市场投资理念由外生导向的资金驱动型转向内生导向的价值驱动型。     

QFII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金融市场加速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开放口径逐渐拓宽的背景下,QFII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善,一系列有关于金融开放政策的落实,表明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深度开放的决心。鉴于QFII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以2021年10月证监会发布有关增加QFII在衍生品市场交易品种的公告为切入点,在总结QFII发展历程中历次改革重点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QFII的层层改革可能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研究得出,QFII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会在引入中长期资金、深化市场互联互通、优化投资者结构和推动债市开放方面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探讨QFII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后中国金融市场的走向,对防范金融风险并稳固金融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QFII及QDII制度引入后的中美股市联动性研究

中国股市最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2002年11月QFII制度及2006年4月QDII制度引入后,中国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联动性也随之增强。美国股市作为全球最发达的股市,对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间的联动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采用相关分析和单位根、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中美股市在QFII及QDII制度实施后的联动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之间的联动性正在逐步加强,投资者可以根据双方的股市的变化来预测股市的发展趋势。这一结论进一步表明,如何应对危机、保持中国股市的稳定已成为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就1983-2007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产生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滞后一期的负影响,这要求有关政府部门要对当前的利用外资政策做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来削弱这种挤出效应,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QFII制度下股指期货政策选择的外部约束——先行国（地区）经验及我国的政策取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认定制度（QFII）对股市避险工具的需求正日益凸显。先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说明了实施QFII制度与推出股指期货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由股指期货“非专属性”导致的离岸市场竞争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压力，如果不能及时应对，我国有可能失去股指期货市场的主导权，进而威胁到本国的金融安全和市场公平。     

谈QFII与我国证券市场行为的演变

QFII的实质进入,扩大了市场资金供给、转变了市场投资理念、加快了企业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我国证券业与国际接轨。     

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以贷款余额增长率为门槛变量对中国信贷政策与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得到主要结论：（1）贷款余额增长率对企业投资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增长率的逐步递增两者间的关系由弱变强。（2）贷款余额增长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的增长率对企业投资呈现负向作用,而过高的增长水平对企业投资存在边际投资递减效应。（3）该传导效应在三大产业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其对第二产业的传导效果最好,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弱。为促进产业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对第一和第三产业优化升级的定向金融资金支持,合理控制信贷资金增量,引导和加强信贷资金增量在各产业间的分配和流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国股市惯性效应与反转效应的实证研究

投资组合要获得超额收益,传统的的策略是基于惯性收益和反转收益。本文根据采用Jegadeesh和Tit man（1993）的检验方法,采取重叠排序方式,采用1998年—2010年的月度数据,构建市场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研究中国股市上是否存在惯性效应与反转效应。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论股票发行方式改革

股票发行方式改革对于扭转一、二级市场资金失衡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但已出台的改革办法缺乏应有的力度，难以实现管理层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促进股市发展的政策意图。应当对股票发行改革办法进一步改进与完善，充分发挥这一制度创新的积极效应，并以此作为推动中国股市发展的切入点。     

QFII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有利影响

QFII是开放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性制度安排。2002年l2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QFII制度。经过三年多的实践,QFII机构以其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运作方式、先进的管理模式对中国证券市场在投资理念和盈利模式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外围股市、能源、黄金和汇率对上证指数的影响

随着中国加入WTO、QDII和QFII实施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文章选取2005～ 2011年上证综指、道琼斯工业指数、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美国黄金期货价格和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的日收盘价作为研究对象,运用GJR-GARCH模型,研究外围股市、能源、黄金期货和汇率对上证综指日收益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股价收益率存在不对称现象,但不存在杠杆效应.美国股市和美国原油价格对上海股市存在正向影响,黄金期货收益序列的波动性与上证综指的均值收益负相关,美元/人民币汇率收益与上证综指波动率负相关.     

境外投机资本对我国股市的影响及监管研究

境外投机资本进入我国股市,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实体经济、金融、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境外投机资本进行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应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形成资本双向流动,对境外投机资金进入我国股市的渠道进行严格管制,加强我国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能力,建立监控、防范境外投机资本进入股市的联动机制,尽快完善我国外汇市场制度,减轻境外投机资本流入对我国股市的压力。     

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产业-科技-金融的良性循环是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正向效应，但也存在结构性、区域性、维度性差异。尤其是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质量化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股市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而在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呈现“倒U型”异质性特质。（3）金融集聚、银行集聚、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交互项的效应系数均呈现正向效应；但相较之下，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尚不明显，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质量化上更加薄弱。     

QFII的介入与市场前瞻

就QFII发展的现实意义,结合基本现状,预测今后中国资本市场以及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态势,对QFII健康有序发展有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是否吸引了更多的QFII投资

本文从吸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出发,检验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是否真正提高了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基于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081个年度观察样本数据,本文发现,实施国际趋同的新会计准则显著吸引了更多的QFII投资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与此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交叉上市、聘请"国际四大"等多种宏微观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显著降低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吸引QFII投资的积极影响。本文对于认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积极意义以及提高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银行资金直接投资股市的风险控制机制研究

银行资金直接投资股市是大势所趋,但是银行资金直接投资股市后面临风险,该风险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构成.应该建立银行资金直接投资股市的风险预警机制,包括信号示警机制和趋势判断机制.同时,还应该建立起风险控制机制,包括制度约束机制、法规约束机制、行政监管机制、社会公众监督机制和市场制约机制以及利益约束机制.     

股市波动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GMM估计量,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投资、出口、进口和通货膨胀）作为基本增长模型的解释变量,从股市波动的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估计了股市波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化。文章发现：正常的股市波动能使金融发展更为有效的促进投资形成,促进经济增长;而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股市波动则往往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会起到显著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