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

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我国快速发展。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使农民群体拥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金融认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深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就业与农村居民增收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以及如何促进等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分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就业机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均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中数字支付和数字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现阶段应推广普及农村数字金融，并通过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监管框架，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带动农村居民实现高质量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明显。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富裕农民，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农民的增收效果更强；从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增加了农民收入。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的维度北大核心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等回归方法,检验作为正式制度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网络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均能显著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矛盾,总体效应明显,但对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农户群体的结构效应不显著;第二,农户家庭的社会网络在农村金融和收入分配中发挥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其信息传递和风险分担功能有助于缓解农村信贷约束,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但信贷资金分配向社会网络资源丰富的高收入农户群体倾斜,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矛盾改善的缓解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要增强对不同层次收入农户群体的针对性和可及性,着重服务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普惠金融在数字化进程中要注意保持“乡土”特色;数字普惠金融在善用农村社会资本和避免村民社会网络的逆向影响中需要仔细权衡,力求达到最优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企业家精神视角下的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0-201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我国金融发展规模、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其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2)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远远低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3)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为企业家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这些结论对于政策制定者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西部民族地区农户收入增长的路径选择：投资还是消费

本文运用西部民族地区的家庭微观数据,分析了该地区农户家庭的投资与消费现状,并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投资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结果发现：人均资本对农户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的增收效应持续期为3年,增加1元投资的累积增收效应为0.36元.最后据此提出了引导农户合理投资与消费、促进收入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价波动性——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摘要：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普惠金融厚植于农村腹地,在促进农户收入可持续增长上大有所为。本文从理论层面梳理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理,阐释农业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机制,并基于2009－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中介路径。研究表明,农村普惠金融能缓解农业扩大生产的资金约束和平滑消费行为,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农业技术进步是重要中介机制,其在舒缓劳动力流失负面效应和促进农业生产高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发挥普惠金融和农业科技进步作用、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     

数字金融促进农民非农收入了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弥补传统金融体系不足，为解决农村融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解决方案，本文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对农民非农收入发挥作用。研究结果说明：数字金融与非农收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数字金融显著提高当地农民非农收入，对周边地区农民非农收入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效应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这种促进效应存在政策和区域上的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条渠道促进非农收入增长。这为优化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并降低家庭脆弱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及脆弱性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微观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多维“鸿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使用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水平、降低脆弱性。微观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家庭金融可得性和使用性,并促进潜在投资行为和就业创业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虽然体现了普惠特征,但并未明显打破空间限制,对城镇等发达地区及具有数字设备、受过金融教育等家庭的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展现出更强的作用;对贫困户、无数字设备等家庭的相对收入作用不显著,充分体现了破除多维“鸿沟”的紧迫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家庭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区域协调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区域协调旨在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管下,可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机会,促进金融包容性等缩小城乡差距。有鉴于此,本文以地区政府竞争为视角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效应。基于双向固定基准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及异质性分析对2013-2021年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地区政府竞争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地区政府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逆向调节作用;第三,作用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三点建议:(1)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全国各地;(2)建立区域合作机制;(3)优化政府竞争。     

普惠金融、技术进步与农户收入增长

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普惠金融厚植于农村腹地,在促进农户收入可持续增长上大有所为。本文从理论层面梳理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理,阐释农业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机制,并基于2009-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中介路径。研究表明,农村普惠金融能缓解农业扩大生产的资金约束和平滑消费行为,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农业技术进步是重要中介机制,其在舒缓劳动力流失负面效应和促进农业生产高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发挥普惠金融和农业科技进步作用、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产生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结构效应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教育、文化和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不同维度对不同类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性质也不相同。收入效应则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体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在低收入水平地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具有显著性作用,而在中高收入水平地区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据此,文章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本地区乡村振兴，但对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农村电商发展、赋能增长极和缓解农户融资约束促进乡村振兴；（3）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的地理距离范围、区域和省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优化路径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