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资本下乡中村企合作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兴旺”与“治理有效”。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企矛盾纠纷的实践困境,重构原有村庄治理结构,推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生成。村企合作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不同,各个主体进行策略性合作,促使形成目标一致的合作治理行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将企业纳入村庄治理主体,通过村庄联合党委的治理平台,发挥合作治理优势,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效果的合作治理逻辑。资本下乡中的村企合作治理,一方面促进村庄治理结构优化、村庄共同体再造和村企矛盾纠纷减少,另一方面村企合作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村企合作治理要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脉脉温情难复归?半熟人社会与乡村共同体的嬗变

中国传统村庄可以被视为多重功能复合的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显著嬗变。其中聚居共同体由于人口流动受到影响,经济共同体遭到传统经济结构解体威胁,政治共同体随着村庄权力格局变化而变化,文化共同体则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找寻着新的定位。以上变化并非预示着乡村共同体也会遵从“现代化—传统消弭”逻辑而走向消亡,半熟人社会公私边界日渐分明、工具理性倾向明显、社会资本总量减少等诸多特点有助于解释乡村共同体的嬗变机制。国家力量下沉、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为乡村共同体重建和复兴提供了乐观前景,乡村共同体依旧有其延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选举背后的村庄生活逻辑

本文通过考察发生在一个乡镇选举中的村民日常行动片断 ,对于时下村庄生活逻辑进行了初步分析 ,认为生存处境的离散状态导致的集体行动能力缺位以及乡村社会权力机制的制度性暗示引发的农民自动跟从 ,是解释村庄行动的重要变量。     

袁家村兴盛的六大机制

正袁家村隶属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地处关中平原腹地,西咸一小时经济圈内,先后荣获国家AAAA景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等称号。20世纪70年代以来,袁家村在先后两任村支书的带领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以股份合作为纽带,以村民为主体,以村庄为载体,打造农民创业平台,还原地道农村生活,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转变,探索形成了以产业共融、产权共有、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多主体行为逻辑 ——以杭州临安为案例

研究目的：揭示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及利益联结机制,探寻提高盘活利用效果的有效路径。研究方法：基于中层理论的逻辑分析和过程追踪法的案例研究。研究结果：（1）宅基地盘活涉及的利益主体可以分为政府、企业和乡村三类,政府、企业和乡村的行为逻辑分别是政绩、利润和关系导向,三者的关系需要利益联结进行网络整合。（2）临安案例的宅基地盘活可分为村庄整治和村庄经营两个阶段,分别为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运营商在村庄内外生产要素结合的过程中,发挥着利益联结的枢纽性作用。研究结论：（1）宅基地盘活利用中,政府和企业的行为逻辑分别是以政绩和利润为导向的工具理性行为,乡村的行为逻辑是以关系为导向、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价值理性行为。（2）尽管政府、企业和乡村有着差异化且潜在冲突的行为逻辑,但建立均衡共赢的利益联结有助于控制行为异化和利益冲突。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内源式发展强调发展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乡村内源式发展离不开本地化的社会动员。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村庄内源式发展中的动力来源或动员机制,忽视了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具体场景,即嵌入乡村发展的熟人社会基础。本文采用单案例嵌入性分析方法,从陕西省袁家村的发展实际出发,探究熟人社会在村庄动员中的背景因素及其动员机制。研究发现,乡村熟人社会所蕴含的三大特征——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具有增进信息对称、充当资源传输网络、鼓励先富带后富、维护村庄共识的作用,进而可助力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观念动员,推动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实现。     

化散为整：农地整合行动网络何以达成？——基于清远市中华里村的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整合行动网络的构建过程及关键变量,探索其运行绩效及内在逻辑,为推广农地整合、促进生产要素集聚、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1）农地整合是实现乡村多元主体多样化利益诉求的有效通行点,村民理事会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异议等转译环节,将其他行动者吸纳入农地整合行动网络中,乡村社会分散的土地、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随之得以集聚,化散为整;（2）利益诉求、乡村精英、村庄凝聚力作为农地整合行动网络的三大关键变量,强烈影响着网络构建及其运行的方向性、效率性、公平性和稳定性;（3）农地整合行动网络对外采取市场化运行模式,对内实施多元主体分享经营控制权和村集体主导收益分配权的权利设置,实现了效率与公平、集体与个体的多重兼顾,形成其运行绩效内在逻辑;（4）以实现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逻辑起点、以乡村自治力量为实施主体的农地整合,兼具“经济”与“治理”双重属性,能够系统构建产业、组织、人才等多重系统的耦合格局,从而全面助推乡村振兴。研究结论：农地整合具有较强现实需求及较大推广价值,应坚持并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以农地整合为主要抓...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基于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已成为中国政府管理领域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探讨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各自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两种行动逻辑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社会涵义。快速的市场转型使得农民"家庭利益本位"愈加彰显,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同时,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异化"所造成的"官员个人利益本位"不断凸显,最终致使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与政府的行动逻辑出现了错位和偏离。实现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路径就是重建"乡村共同体",拓展民间自组织的参与空间,强化村级组织的管理与组织功能,并以此推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创新。     

村庄清洁在行动

<正>乡村美了,生活更好。实施村庄清洁行动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自去年底18部委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以来,各部门各地区把村庄清洁行动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工作,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春季清洁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广袤乡村迎来了美丽蝶变。同时各地也积极探索出了一系列好经验、好做法:吉林省坚持以     

博弈还是合谋?村庄权力结构及其行为逻辑研究

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是我国除城市居民自治之外又一项对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事务解决、集体经济平稳运转做了详细的制度安排,还将农村地区的乡村关系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单元纳入了国家基本政治框架内,但由于起步较晚,基层自治涵盖内容过于广泛,发育平台缺乏健全的法制规范,农村地区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权力结构和截然相反的主体行为逻辑。本文从村庄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将从乡镇基层政府、村干部、宗族势力、地方势力、社团组织五个维度探寻各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以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的内在机理,以期对乡村治理和基层自治提供有效的制度干预手段。     

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机制研究——兼议国家权力的实现基础

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机制嵌入乡、村关系和村级治理的具体情境中。文章以"乡镇政府行动类型——村庄利益密集度——村庄社会团结度"为分析框架,在呈现不同类型村庄中目标管理责任制机制的差异化基础上,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府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以及村级任务推进方式等方面,归纳出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村庄运行的一般逻辑。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过程实质是国家权力传导至村庄社会并在与村庄社会互动中彰显自身的过程。而对目标管理责任制村庄运行机制的类型化呈现和总结,为审视现代国家权力的实现基础提供了依据。藉此,文章最后在国家权力的村庄实现基础方面作了延展式讨论。     

脱贫地区村庄互助养老的衍生逻辑、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在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式微的背景下,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一种新思路,也是乡村振兴和乡村共同体构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脱贫地区农村社会场域中,村委会的资源整合能力、乡贤在社区记忆下的自我驱动、脱贫户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基层政府的绩效导向共同推动了脱贫地区村庄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互助共同体构建困难、供需存在偏差、资金支持有限以及运营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了村庄互助养老的实践效果。因此,需要各方主体协同合作,从制度完善、资金供给、社会动员和服务提升等层面精准施策,从而推动脱贫地区村庄互助养老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农民主体性考察

在乡村生态治理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为强化农民主体性。农民主体性具体表现为生态治理方向价值性、生态治理过程实践性与生态治理成果受益性。在当前乡村生态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农民主体性困境限制了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主体性视角下厘清与创新乡村生态伦理道德资源、优化制度供需关系、完善生态治理主体协同机制,是破解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难题的根本之策。文章指出农民主体性是建设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特性,分析了农民主体性困境对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限制作用,提出了主体性视角下激发农民参与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供参考。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结构镶嵌于"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中,融合了乡村治理的实践面向,表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配置模式。文章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乡村治理结构以弹性。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社会转型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与乡村公共空间重塑的几点思路——以绍兴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例

村庄社会整合离不开在村落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互动,文化礼堂建设的推进保证了村民强有力的社会互动与关联,村民在这种制度化活动中不断重复着传统社区行动,可强化村落社区的记忆强度和社会关联,加强村民之间的地域和村庄认同意识,使之达到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团结意识,从而推进形成一个新型村落共同体。     

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

乡村中宗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加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迫使作为村庄正式制度代表的村干部在决策中考虑村民的意愿,进而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常见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以村庄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构建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如何影响乡村中正式制度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对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通过考察宗族强度和在公共品供给中村干部与村民意愿匹配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