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不仅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程度越高,农民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生活用水质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广大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拥有机械的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机服务可获得性。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例

本文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性别、婚姻、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为负;绝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贫富差距满意度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个人生存环境变量的影响主要为正。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基于笔者以前所做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结果,筛选出幸福感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被试,然后采用自鳊的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团体训练方案,对14名幸福感水平比较低的被试进行幸福感团体训练,探讨幸福感团体训练对幸福感发展水平的影响,试图寻求提高大学生幸福感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表明:团体训练是提高主观幸福感发展不良大...     

中国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进一步探索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及其效应并深入分析研究层面产生分歧的原因。[方法]文章基于2007—2019年的40项实证研究,运用Meta分析,探究影响我国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及影响效应,分析其是否存在异质性,并探讨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随时间迁移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住房条件、家庭年收入、区位特征、医疗条件、人际交往是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除家庭人口数、区位特征、医疗条件外,其他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值随时间的变迁趋于稳定且变化趋势较为良好或趋于稳定。此外,不同的研究特征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结论]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多渠道提升农民收益水平,维护拓展农民社会联系以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加强对关键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的进一步考察,并注重多方法的交叉及比较应用。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婚姻成本会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农村普遍高涨的男性婚姻成本给个体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并引发系列社会问题。文章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方法对婚姻成本如何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婚姻成本与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形关系,在临界值前后,婚姻成本的增加会分别提升和降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和成员关系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层面上离乡镇距离、山区地形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据此,促进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提升,政府应从乡村治理层面入手,推行传统婚俗改革;健全农村婚姻市场,将婚姻成本引导在合理区间内。     

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5省1000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2013年辽宁、宁夏、江苏、江西和贵州五省(区)农户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了农村居民住房条件、住房满意度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明显受到住房质量的影响,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周边环境因素以及区域特征之后,住房质量仍然对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说明不同背景的农村居民对住房满意度具有相似的理解,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具有可比性。同时,改善农村整体生活环境是提高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推进农村社区环境改善时,政府部门需要特别关注落后地区和经济困难群众的住房及其周围环境状况。     

失地农民健康、幸福感与社会资本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来探明社会资本与健康和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是否显著,并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提出要广泛关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在失地农民安置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为探索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随机抽取959名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全国常模;不同性别、民族的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专业差异,文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理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同宿舍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极其显著差异;社会支持与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性相关。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培养策略

从主观幸福感的内容出发,根据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对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找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和培养策略。     

土地流转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分析

目的 土地细碎化与传统分散式经营一定程度阻碍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民创业,探索土地流转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对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阐释土地流转影响农民创业的机理,并依据陕西、宁夏、山东3省（区）1 94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测度社会资本是否发挥调节作用。结果 （1）转入土地正向促进农民创业基本决策,而转出土地负向抑制农民创业基本决策,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和5%。（2）进一步划分创业类型后显示,转入土地能显著促进农民开展涉农创业,而转出土地能促进农民开展非农创业。（3）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整合型社会资本在转入土地影响涉农创业中发挥调节作用,而跨越型社会资本在转出土地影响非农创业中发挥调节作用。结论 因此,建议持续推进土地流转政策的深化改革,确保从土地流转到农民创业的顺利衔接;加强农民创业培训体系建设,考核培训后的效益效果,通过提升培训质量助推农民创业;鼓励农民增强社交意识,灵活运用社会网络获取资源,并通过积极社交打通阶级壁垒、促进信息流动,加速创业的开展。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让老人生活幸福、安享晚年是各项老龄政策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111名农村老人的福利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较强,但同时存在着群体性差异。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并不能掩饰其客观生活质量较差的事实,多子也不一定意味着多福。基于此,本文从居住空间、代际关系、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等几个方面为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支持的可获性研究——基于江西1145份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1145份返乡农民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获取政府支持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年龄、文化程度及职业技能状况等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因素,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个数和可借款人数等弱关系网络对农民工获取政府支持有重要影响,而配偶及兄弟姐妹等强关系网络反而影响不大,家庭人均纯收入的高低也是影响农民工获取政府支持的主要因素。     

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1)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都显著增加了农村中老年人的认知状况,显著降低了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抑郁程度;(2)社会经济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比社会人口因素更大;(3)在本文所考察的各项社会活动中,与朋友交往、休闲娱乐活动和为他人提供帮助是最重要的提升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社会活动。因此,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度,是改善和维持他们精神健康的有效途径。     

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2942份农民工样本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21.70%,每多购买一种社会保险,其主观幸福感提高6.10%。五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其中购买医疗保险带来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为养老保险,最低的是工伤保险。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样本分析,发现原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