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财政风险与积极财政政策方式的调整

1998年以来，我国为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累计国债余额越来越大，财政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愈凸现，累积的显性和隐性财政风险无疑在加大，财政风险的表现形式多样化。     

论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及其调整

199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消费、投资需求不足,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五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作为一种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其长期运用蕴育着极大的财政风险,而且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认真思考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并根据客观经济状况进行调整,并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其淡出的问题。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前后财政风险的变动分析——兼议财政政策转型依据

2004年底中央决定将实施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型财政政策,本文从财政风险变化角度解释财政政策转型的依据.本文通过对两大类、共16个指标反映的财政风险程度的单独和综合分析,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总体上减低了财政风险程度.尽管某些直接关联指标体现的财政风险程度有所上升,但总体上我们具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能力;而社会经济运行本身的发展态势却使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失去了必要性条件.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为稳健型财政政策是恰逢其时的.     

浅析财政风险与积极财政政策方式的调整

1998年以来,我国为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累计国债余额越来越大,财政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愈凸现,累积的显性和隐性财政风险无疑在加大,财政风险的表现形式多样化。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不能淡出

多数人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和其它负面效应而持反对观点。但对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的实证分析得出一般的财政风险论并不成立。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宜在当前退出。     

浅析积极财政政策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内需严重不足的经济现象,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尤其是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但存在潜在的风险。通过对这些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可能产生的风险,最后相应地提出了一些措施。     

积极财政政策挤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减少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称为挤出效应,因此,把促进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称为挤入效应.本文从综合的角度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1998-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大部分年份中,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和消费都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但现有财政体制有弱化积极财政政策挤入效应的倾向.本文认为,对财政政策效应的评价应该放到整个体制环境中去,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挤入效应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的,但需要不断完善.     

积极财政政策举措能够实现“自融资”吗——基于初始财政状态的分析

在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的背景下,支出型和税收型的积极财政政策均大有可为,探讨如何破解财政增支减收与债务约束之间的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省份季度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和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定量分析了外生的财政冲击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一影响具有初始状态依赖性,政策实施时初始财政压力越小,越有利于放大正向支出冲击的政策收益,最终能够改善市场预期并降低地方负债率,即积极财政政策举措可以实现“自融资”。但当初始财政状况已经较为严峻时,扩张型财政支出措施将给其财政可持续性带来威胁,尤其体现在经济紧缩时期。进一步对比不同类型财政工具后发现,相比于增加政府支出,基于减税措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更有效减少对地方财政状况的负面影响,从而为当前减税降费的财政效应,实现“放水养鱼、反哺财政”提供经验证据。     

结构性减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方向

自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到现在已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了.从目前情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必须继续实行下去,不能淡出.随时间推移,主要以增支为主的财政政策出现了一些局限性,客观上要求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加以配合,从而达到既能保证财政收入,又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财税形势 财税政策 财税改革（上）——面向“十一五”的若干重大财税问题盘点

由“十五”迈入“十一五”，中国财税领域面临着一系列值得探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财政风险问题的判断、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预算约束机制的弱化、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去向和新一轮税制改革。全面而系统的盘点这些重大问题，以重大问题分析透视全局图景，既可审视现实，梳理过去5年以至更长区间的财税行动轨迹。也可未雨绸缪，勾画未来5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财税工作方案。     

论财政发展观的创新

本文以我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背景,提出财政发展现应与时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涉及如何看待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如何理解财政的积极性、如何认识在发展中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完成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的转型等方面.财政发展现的创新对于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财政工作的要求,具有总揽的意义.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与政策着力点

财政改革向着省以下财政体制和基层财政领域逐步延伸,是我国财政发展的自然逻辑。在这一进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优化地方财政体制所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政策着力点。在剖析我国近年来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措施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从各地间差异较大的财政省管县实施办法中提炼出“优势特色”,以县级财政为重点整合地方财政级次,构建与县级基层政府责任相匹配的基本财力长效保障机制,同时不削弱市级和乡镇财政的特有功能,建立辖区内和跨辖区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提高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整体运行效率。     

积极财政政策:在思路和举措两个层面寻求突破

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也不应是过去5年积极财政政策内容的简单翻版或少许微调,而要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及其走势的变化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概括起来,在思路层面上,要引入"以改革促增长"的新思路,坚持拉动内需与推动改革并重,两条腿协调并进,殊途同归,共同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使劲、加油.在举措层面上,要跳出以往固守于支出一翼的局限,调动尽可能多的财政要素加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相机启用包括税制调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改革和税费改革等在内的一系列新举措,进而形成支出与收入同时并举、协同作战的新格局.     

由"积极"转向"中性":财政政策经历艰难抉择 --关于近期财政政策取向问题的讨论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由冷趋热的变化,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势在必行.不过,在经历了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实践之后,加上一系列体制性缺陷的约束,财政政策的转向操作异常艰难.但在现实的条件下,它的作为空间相当狭小.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须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可实施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若干举措有:在支持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中追求"中性"、在结构优化中控制或压缩支出规模、迅速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立足于做好货币政策的"配角"和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     

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基于适应性学习预期的分析框架

我国财税政策重视短期矛盾调节而忽视长期稳定性,但鲜有研究论及财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其中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是重点也是难点。本文在适应性学习预期的分析框架下,对市场主体不同政策学习模式进行甄别,发现我国市场主体倾向于采取重视近期经验的持续性学习策略组成财税政策预期,并且政策预期不能向理性预期收敛,证明我国存在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指标来衡量我国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结果显示,由于财税政策规则不具备动态稳定性以及由此导致预期模式的不稳定,我国财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内生性和系统性特征。本文进一步通过财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检验,发现其对生产、物价、出口等产生负面冲击,并且对生产导致符合经典理论的“超调”效应,在一定程度佐证了本文财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一致性。最后,本文对治理财税政策不确定性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财政改革中几个全局性问题的思考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构想,未来20年里我们将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实现全面小康.这样的构想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已从政策设计的角度锁定在1978-2020年的时段内,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上.在政府主导的渐进路径上,政府既推进着市场机制的建立,也同时推动着计划手段的创新,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始终承担着计划体制下的诸多任务与责任.财政作为政府政策实施的财力保障,以自身的变动见证了这一过程,与体制转轨进程和经济运行状况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对财政改革中的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进行思考、解释,不仅关系到财政自身的运行,无疑也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的绩效.本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分析的路径与依据,并做出了基本的评价.     

体制性约束、双重失衡与政策权衡——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中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在中国经济发展总量得到实质性提高的今天,重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着眼点不仅在于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利用这次契机化解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约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财政政策也因此面临着如何权衡缓解经济危机冲击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单纯的反周期调节可以拉动经济走出低迷,却无力恢复经济的自主增长动力,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长期内部失衡更需要财政政策着眼于整个改革过程和整个经济结构。本文基于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面临双重失衡的判断,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内外失衡的概念,并探讨了两种失衡条件下财政政策的运行原理,同时以转轨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体制性约束为限制条件,考察了财政政策困境的现实根源,并给出了财政政策权衡的政策涵义。     

中国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修法

本文从我国土地体制改革和立法的目的入手,阐述了土地体制改革中应调整好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粮食安全与房价等社会安全的关系、土地改革和立法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以及农民土地保障与推进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并提出了改革和形成合理的地方政府房地财政收入渠道、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形成稳定的土地物权以及开征房地产交易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建议。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与基层政府财力保障:准自然实验分析

基层政府的财力保障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职能的履行。如何调整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以提升基层政府的财力水平,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问题。近年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行成为理顺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的一项重要尝试,为实证研究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保障的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分析的条件。本文基于全国县级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影响,并且对其影响路径加以识别。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比于本级财政收入,改革对上级转移支付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说明改革更多的是通过约束地级市对县级转移支付的截留行为,实现了县级基层政府财力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