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关系发展非常迅速，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但两国的国际分工关系仍具有明显的垂直型分工特点。中日贸易关系中，不仅存在着贸易不平衡、日本对中国产品歧视性限制较多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国冷淡的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边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建交以来中韩产业分工关系发展与展望

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两国进入了直接贸易阶段，此后，两国贸易关系发展非常迅速。10多年来，中韩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文章通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竞争指数（TC）比较分析了两国的产业竞争力，同时，分析了两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得出：中韩的产业分工既有互补性的产业间分工，同时也有产业内分工，未来将向产业间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日本确立"产业内分工体系"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影响

由日本提出的构筑中日“产业内分工体系”的讨论一度十分热烈。这是日本跨国公司为了配合我国加入WTO的服务市场开放时间表，确立其“中国市场战略”的重要举措。探寻日本确立“产业内分工体系”的原因，明确“产业内分工体系”的特征，并探讨我国的应对策略等，是增强我国产业发展的应变能力的重要环节。     

日本制造业产品架构的比较优势及其对东亚区域内贸易模式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开始逐步形成以集成化产品、模块化生产和区域内贸易三位一体的产业一贸易格局.近年来,日本为了确保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尝试对产品架构进行调整.其中,模块型架构程度高的产品生产比较适合水平产业内分工;整合型架构程度高的产品生产则比较适合垂直产业内分工.随着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市场规模的扩大,不...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的中国贸易利益分析

尽管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静态、动态两方面贸易利益，且中国参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然而由于所处层次较低，中国在分工进程中获取的贸易利益相当有限。若想提升贸易所得，必须在继续积极参与垂直分工与贸易的同时，加大研发投资，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以促使生产环节或产业由低附加值状态向高附加值状态演进。     

国际分工的深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国际分工日益呈现出超越国家边界和产业边界,向产品生产过程中技术密集程度分工深化的趋势。由于跨国公司不仅控制着遍及全球的分子公司,还通过分包合同影响着东道国地方制造商的活动,一国在特定产业的优势地位往往得益于该产业世界主要跨国公司在当地的集聚,传统的国际贸易指标已经无法真实反映一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真实分工地位。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依然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的优势所在,也是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基本动因,由此决定了中国在跨国公司内部化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充当全球加工厂的现实地位。     

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的比重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并存发展，呈现出较为高级的垂直型分工型态。中日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兼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比较分析

在对欧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本文在概述中国对东亚经济体贸易逆差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对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中美之间在产品价值链上没有直接的前向联系,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产业间分工不同,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处于产品制造环节的末端,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大量上游环节的中间品导致了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     

中日产业相互依存关系——1990-1995-2000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贸易开始形成稳定增长的势头,形成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日中间投入产品的国产化以及国际分工进行实证分析,并用数据准确表明中日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分析结果是,中日产业间国际分工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关系迈步,但日本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很小,中日产业间国际分工依然是垂直型国际分工关系。     

从中日电机电器产业内贸易看两国分工的趋势

在2001年,中日两国向对方出口最多的商品均是电机和电器产品,即海关HS分类85章商品,这使得用产业内贸易的方法来分析中日国际分工格局成为可能。本文讨论了产业内部分工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测算了中国对日本HS85章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指数,比较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在HS85商品上的产业内贸易的特点。作者认为,中日HS85章商品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作者最后认为,只要中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不变,中日产业内贸易将进一步发展。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研究综述

国际垂直专业化是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显著特征,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对象深入到工序层面,参与国的国民福利与收入分配以及世界贸易的性质、规模等都因此受到重要影响。对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研究使标准贸易理论的研究视野由产品间分工扩展到产品内分工,并且,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相关概念被引入贸易模型,形成了新的分析框架。本文对该领域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结论做了归纳,就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基础和动因、程度度量以及经济效应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评述,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     

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的地位测算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的数据,改进了传统的测算垂直专业化的指标,将FDI因素引入指标设计中,建立了从投入产出系数矩阵中分离跨国公司生产和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的方法,测算了FDI对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影响。文章结论是:中国在跨国公司价值链上所处的分工地位是为其提供附加值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和最终品的中低端垂直专业化地位;FDI对我国参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业化的影响十分显著。     

垂直分工、技术转移与东亚区域生产整合:中国视角

本文利用高度细分的贸易数据,在合理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中整合过程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特点,以及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对外资的高度依赖性,进而总结了东亚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变化和中国在新三角贸易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以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为基础,采用2000-2013年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探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总体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显著推动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增长,物流专业化对上述企业出口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通过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冲击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物流专业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变为正向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促进企业自身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扩张;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物流规模扩张和物流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和当前复杂艰难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继续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强化物流专业化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潜力,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华日本跨国公司筹供体系的特色与影响因素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华日本跨国公司的筹供策略随着其对华投资整体战略的改变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华日本跨国公司对现有筹供体系作出的调整,以及在筹供策略上呈现出的明显特点与趋势,为我国国内企业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国内企业想要在更多的领域与在华日本跨国公司合作,并成为某些中间投入品的全球供应商,就必须在配套能力上接受严格检验。     

参与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基于外部融资视角的分析

为实现消除农村贫困和区域贫困的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到精准扶贫战略中,然而学术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经济后果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以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改变变量度量方法、更换模型以及使用安慰剂检验和PS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创新绩效,而资源效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税收优惠）和声誉效应（增加媒体正面报道数量）是参与精准扶贫所发挥的外部融资作用。最后,基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市场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扶贫压力较大、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参与精准扶贫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作用以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外贸易、区域间贸易与地区专业化

本文回顾了中国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对区域间贸易和地区专业化影响的相关文献。现有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首先,在国际分工和FDI等因素的驱动下,中国地区对外贸易增长呈现非平衡高速增长特征。其次,对外贸易促进了区域间贸易发展,影响着区域间贸易的流量和流向。再次,通过产业空间转移和结构转换,对外贸易推动了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差异的重要来源。最后,地区对外贸易开放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区域市场一体化反过来也影响着地区对外贸易行为。     

日本环境税收制度改革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环境税收制度是日本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力度,日本政府出台了新一轮环境税收制度改革方案,这一改革对日本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企业而言,环境税制度改革影响企业能源使用成本及产品价格,对于家庭而言,环境税制度改革将改变其最终消费品的使用结构,这些变化具体体现为环境税的价格激励效应、财源效应、通告效应。探讨日本环境税收制度效应可以为我国的环境税实施方式、税收及其它政策工具的混合利用、环境税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提供政策借鉴。     

政府补助、保险支付与老年临终照料成本——基于2002-2014年CLHLS死亡人口追踪数据的分析

为应对日益增大的老年人照料压力,我国各地试点通过政府补助或社会保险支付的方式满足老人的照料需求。基于2002-2014年CLHLS死亡人口追踪数据,文章用两部分模型、Heckman选择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政府补助、保险支付对老年临终照料直接成本和总成本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老年临终照料服务由保险支付的直接成本和总成本都比家庭支付明显更高,政府补助的直接成本比家庭支付更高,保险支付的直接成本比政府补助更高。保险支付和政府补助对照料成本影响的机制存在差异,保险支付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对照料成本产生显著影响,但替代效应也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则主要通过替代效应对照料成本产生显著影响。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我国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应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责任,并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有限责任,尽量降低可能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照料成本的影响。     

从产品分工走向功能分工：经济圈分工形式演变与长期增长

近年来长三角的产品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开始下降,研发和专业服务逐渐向上海集中,中心城市上海和江浙之间存在从产品分工走向功能分工的迹象。事实上,近几十年以来日本和美国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都出现了从产品分工向功能分工的演变：中心城市更多的发挥管理、研发和服务的功能,生产功能则主要由经济圈其他城市承担。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本文在南北贸易模型的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这种现象出现的机制及其影响。我们发现,无论是技术层面的如企业异地管理成本的减少,还是制度层面的如针对产业转移的行政壁垒的降低,都会使稳态中经济圈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产品分工程度降低,功能分工程度上升,并且在稳态中,经济圈的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增加,居民效用的增长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