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美贸易失衡的理论分析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中美贸易顺差额日益增大,速对中美双边贸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本文在介绍中美贸易失衡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贸易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而深入分析了巨额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失衡分析

从2009年起光电设备制造业的双边贸易差额在中美贸易逆差总额中的占比超过40%,剖析其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对于揭示中美两国真实的贸易态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双边部门贸易情况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框架,本文利用WIO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采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从贸易规模、产品结构、产业关联以及国别结构等方面,对2000-2014年间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增加值分解,研究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模式下的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失衡被夸大;尽管中国对美国确实存在贸易顺差,但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获利能力相对美国较弱,中国在双边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低于美国,且以最终品出口为主;尽管中国产业中间品的生产能力     

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解析

在第四轮中美经济对话中,两国贸易失衡再次成为重要议题。美方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原因,而中方认为是美国单方面的出口贸易限制才导致中美贸易的严重失衡。关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已有较多研究,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分为汇率因素和贸易结构因素。通过建立模型,我们将汇率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汇率调整对贸易顺差影响并不显著;结构性因素对贸易顺差影响较大。我们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04年以来贸易顺差增长的原因。     

浅谈中美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明显,中美贸易顺差也因此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然而,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众多不利的影响,为此,本文从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入手,提出解决中美贸易顺差及其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的对策。     

浅谈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

中美建交将近四十年以来,双方经济贸易交流程度日益加深。截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并且两国的贸易失衡愈演愈烈。本文从中国汇率变动角度说明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并不是人民币币值的低估造成的,同时从要素禀赋论、恩格尔系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等方面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给出了解释。     

解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具体表现

自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排名以每年上升一个名次的速度持续攀升,2006年外贸顺差创下1774.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74%。而当年,中国对美国享有的贸易顺差接近1443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和顺差来源地。因此在分析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模式时",中国因素"被越来越多地提及,与此同时由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以及贸易顺差不断加大而引发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几种具体表现。     

金融危机下美国加大对华反补贴的深层根源分析

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经济的衰退,直接影响到全球贸易活动的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尤其是美国开始频频对中国采取反补贴措施,将对中国的外贸和产业发展带来重要影响。本文提出: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是美国加大对华反补贴的直接因素、中美之间产业分工格局导致不同产业贸易竞争力失衡是客观因素、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化倾向是美国加大对华反补贴的特有背景、中国长期发展模式积累的弊端是引致国外反补贴的内在原因。     

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前沿综述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新挑战成为重大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赶超态势,但其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变制造业贸易方式、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动整合资源和加速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应对贸易摩擦和提高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并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适应环境变化,关注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的策略。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基于制造业的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中美贸易的数据,对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做出总体面分析;然后利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等数据,采用G-L指数,从制造业角度对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创新性地将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引入模型,旨在探讨我国制造业的科技水平对于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文章也对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其他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产业结构、规模经济、吸引外资、扩大内需以及缩小中美人均收入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原因及其调整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核心是中美信息与通讯产品贸易顺差,但并非所有的高技术产品都呈现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造成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原因主要是外资对华高技术产品加工生产工序的产业转移、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及中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在外资对华产业转移过程中,美国、中国及东亚经济体间形成了三方"互利",但非"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我国亟需采取措施调整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使贸易各方真正从中美贸易中"共赢"。     

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外贸顺差探讨

中国的持续巨额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管理、人民币汇率调整,国内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瞩目的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以中美贸易关系为出发点,分析我国贸易顺差形成的长期原因,阐述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对策。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均衡、错位及其矫正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5-2010年1季度数据,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均衡水平、错位程度及其矫正机制。研究发现:长期看,美国经济增长1%、中国经济增长1%、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贬值1%,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增加4.46%、0.81%、0.93%;2005年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导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小幅度增加。中美贸易收支错位的自我修正机制存在,自我修正功能较强。短期看,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升值、我国货币供给减少、美国政府支出增加、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贬值,导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增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错位是经常性的,2009-2010年1季度,中美贸易不平衡低于均衡水平。政策含义是:积极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坚持人民币对美元适度升值;策略性地应对来自美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研究

中美双边贸易中中方的巨额贸易顺差是否使中方获得了同样的贸易利益,一直是中美两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产品内分工框架内,构建了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模型,使用面板协整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依靠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产品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承担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流向并没有与贸易差额一致,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利微薄。因此,我国应该努力提升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力求锁定在附加值高的环节,以赢得更多的国际贸易利益。     

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分析

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结构性失衡。中美贸易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的承诺水平,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

中美建交以来,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和中美双边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中美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本文通过对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这两者均表现出鲜明的行业特点。同时,美在华直接投资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两种方式影响中美双边贸易,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适当调整中国的外资政策有利于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减少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顺差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了美国1994—2007年的中美贸易季度数据,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中美贸易顺差有统计上的影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对中美贸易顺差有统计上的影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对中美贸易顺差有统计上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对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顺差具有统计上的影响;两国之间的物价差对中美贸易顺差没有统计上的影响。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与对策分析

中美贸易失衡成为目前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美国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愈加强烈。在这涨声一片的沸腾中,更应理性对待中美贸易失衡。通过分析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及中美贸易失衡的实质来寻找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发现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引起中美贸易顺差的始作俑者,失衡的根源在于当今产品内分工时代的国际分工结构以及中国在这一结构中所处的末端地位。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跃迁实现路径与保障策略研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

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在对中美贸易及贸易摩擦发展变化进行追溯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现状,进而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中国政府应对贸易摩擦、为产业提供保障的策略及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跃迁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