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能源密集型产业碳排放效率实证研究

文章构建了超效率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利用2001—2014年甘肃省经济环境数据,基于8个能源密集型产业碳排放特征和碳排放效率的分析发现:甘肃大部分能源密集型产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良好态势;从不同发展阶段来看,甘肃能源密集型产业的CO_2排放效率虽有所提升,但整体效率依然不高;不同能源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碳排放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

文章通过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20年能源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能源碳排放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将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纳入同一框架分析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能源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水平而降低能源碳排放效率。因此,应坚持新发展理念,优化绿色绩效考核,科学合理地选择和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同时应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励企业绿色转型,从而实现能源碳排放效率进一步提升。     

能源错配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能源要素作为考察资源配置效率不可或缺的因素,其配置是否有效与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息息相关。为了判断我国制造业是否存在能源错配现象,厘清行业异质背景下能源错配影响碳排放效率的理论机制,基于2012—2017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在测度行业能源错配指数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能源错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业各行业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能源配置扭曲。(2)改善能源错配显著影响行业碳排放效率,但行业异质性使得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有所不同。研究结论对宏观角度及时调整行业能源配置、加强环境保护约束,完善环境补偿机制、引导低碳创新技术研发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协调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政策在管制范围上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实施效果之间存在相互影响,需要对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并据此改进和完善其设计,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本文首先分析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关键要素的设计,然后分别介绍了我国的相关节能政策和主要可再生能源政策,并通过分析发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相关节能政策和主要可再生能源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具体影响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相关节能政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但也可能存在政策"冗余"、影响彼此实施的政治可行性等负面效应;我国主要可再生能源政策可以促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发挥作用,但反之则取决于配额分配方法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抵消机制设计。本文建议为了避免节能政策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冲突,应该在不同的层级进行两者之间的协调,把握有关政策制定中的协调机会;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配额分配方法设计时,应该使化石燃料发电机组从整体上而言有一定的短缺,从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俄罗斯的能源政策及其对东北亚能源安全的影响

21世纪油价的上涨使俄罗斯借助＂石油美元＂有能力更多的介入世界能源市场。丰富的储量以及地理上相邻或者相近使俄罗斯吸引了东北亚国家的更多关注。中国,日本以及韩国都想得到俄罗斯东西伯利亚以及远东的石油来确保本国石油安全。     

能源使用效率、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基于包含碳排放的DSGE模型数值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能源使用效率的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环保技术、能源价格以及政府治污支出等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环保技术、能源价格及政府治污支出虽对经济有轻微负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能源消费、降低碳排放量,进而长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生产技术虽能使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同时会恶化环境质量;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够提高环保技术、能源价格及政府治污支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效果,但同时也增强了其对经济的负效应。     

碳排放约束下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测算碳排放约束条件下的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以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样本期内,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较低,年均约为0.503,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0.580)、中部(0.497)和西部(0.422)。FDI、出口、市场化进程、人力资本、能源消费结构对省际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和政府干预则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分区域来看,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8种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分阶段考察显示,8种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又呈现出阶段性差异的特征。因此,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政策才是提升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有效手段。     

瑞典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的政策举措

在全球能源需求日益增大的形势下,提高能源效率成为当前解决能源问题与控制碳排放的关键。瑞典政府高度重视能源利用效率,在工业、建筑及相关服务业、交通运输业这三大主要能源消耗领域,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举措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制定高能耗企业能源效率提高计划,提高企业节能意识;通过出台新的建筑规章及推出各类财政补贴政策等,充分调动建筑及相关服务业的积极性;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鼓励高能效机动车的研发生产;等等。通过介绍与分析这些政策举措,旨在为我国能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一定借鉴。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核算方法[1],测算2000—2011年京津冀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从变动趋势、消费结构、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四个角度分析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京津冀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在12年间均呈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津冀的高排放主要是由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引起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建立碳汇合作机制。     

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文章首先基于1992—2016年湖北省的数据分析了湖北省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现状,然后对三者进行了Tapio脱钩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及经济增长量总体上均呈现稳中上升的态势;湖北省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主要呈现为弱脱钩,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大于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能源消费、碳排放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且是单向的,但是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双向的。     

1990—2007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类分析

本文以能源碳排放的总量和份额为排放数量指标,以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为排放效率指标,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域的能源碳排放类型进行划分。结果表明,GDP标准下的经济强省大多属于"高排放"类型,其中部分省甚至属于"高排放-低效率"类别。因此,我国较大比重的GDP和人口处在相对"高排放"的发展模式下。这对于我国实现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战略目标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基于LMDI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以陕西省为例

近十年间陕西省取得了跨越式的经济大发展,特别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其经济发展已驶入了快车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然带来碳排放总量的增加,测算了陕西省2002~2012年7种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使用LMDI法(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把陕西省能源碳排放增量分解成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与能源消费强度这五方面因素。研究得出,2002~2012年间除能源消费强度这一因素的累积效应为负外,其余四种因素的累积效应皆为正。使用逐年效应角度观察,人均GDP是碳排放增加的最大拉动因素,能源消费强度对碳排放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碳排放约束下陕西省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

本文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分别运用DEA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分析了陕西省10个市2002-2012年考虑碳排放与未考虑碳排放两种情形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变动分解规律,发现前者的效率值往往高于后者,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区域的能源效率变动基本上趋于一致,环境污染在其中的影响大致相当,技术进步是其变动的主要动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改变陕西省产业结构布局、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坚持走环保清洁型能源利用道路、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建议。     

山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预测

基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估算了17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测算了1995—2009年山东省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选取人口、城镇化率、人均GDP、工业GDP比例、能源消耗强度作为山东省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别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和岭回归构建了预测山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STIRPAT模型。通过对比基于两种回归所得模型的拟合效果,最终选择岭回归模型预测了2010—2015年山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最后提出了山东省碳减排的相关对策。     

青岛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各行业能源消费相关统计数据,根据《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计算公式和碳排放系数缺损值计算了青岛市2000-2015年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并应用因素分解法对青岛历年的碳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GDP增长是导致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技术进步则是导致碳排放量减少的因素;工业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在宏观和工业内部两个层面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实现碳排放总量减少的关键。     

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可达性:能源政策与经济发展

2009年11月,中国国务院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之上将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45%。这一目标能否达成对于中国以及全球抵御气候变化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分析我国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系统梳理到目前为止我国所制定和实施的能源政策,并结合情景分析预测了我国能否达到既定的碳排放强度削减目标。结果表明,我国实现减排目标是乐观的,但仍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导向。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对我国下一阶段的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了相应建议,即加大科技支出,继续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先进生产技术应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能源价格市场化进程。     

能源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各种能源被大量使用,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能源碳排放与各种因素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文章在参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方法和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就能源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对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为进一步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内蒙古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分解分析

本文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应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法,建立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9—2008年内蒙古的经济产出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能源强度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产出规模对内蒙古该阶段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达到89.22%,其他影响因素按贡献率绝对值的大小排序依次是产业结构(17.01%)、能源强度(-6.71%)、人口规模(2.78%)、能源结构(-2.30%)。因此,目前内蒙古节能减排的重点在于提高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及实施绿色GDP核算。     

能源价格与中国碳排放量的调节

利用直接效用模型与岭回归分析方法,以1989—200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以能源价格为解释变量,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能源消费、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为中间变量,初步探究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无论是能源价格变量单独作用还是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能源价格都会对碳排放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调节程度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能源结构和碳排放关联关系——以广东省为例

利用广东省1987~2011年的能源、经济、对外贸易样本数据,采用ARDL模型定量研究对外贸易、能源结构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边界值F计算表明,对外贸易、能源结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长期关系中,对外开放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不显著。对外开放度对碳排放量的短期影响影响为负值。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的长期影响为正值,而短期关系为负值。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长短期弹性系数均为负。因果关系表明,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和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和对外开放度之间均存在双边因果关系。同时,存在从对外开放度到经济增长,从碳排放到对外开放度,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对外开放度的单向因果关系。广东省在制定低碳发展和经济增长政策时,首先,要考虑能源结构优化,降低能源结构中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其次,要改变传统粗放型发展对外贸易形式,推行具有"低投入、低能耗、高效益"特点的新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