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诈骗罪未遂问题的探讨

诈骗罪应以财物所有人或权利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支配权为既、未遂的界定标准,诈骗罪未遂的犯罪数额指行为人意图骗取、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拟自愿交付但未实现的财产损失数额。参照盗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的诈骗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原则上达到数额较大的诈骗罪(未遂)均可以定罪处罚,当诈骗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时,以重刑吸收轻刑从重为量刑原则。     

浅析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诈骗犯罪是一种智能型犯罪,行为人要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交出财物,他首先必须采取有效的欺骗手段。在欺骗手段上采取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是不可能使人上当受骗的。实际上,行为人之所以采取欺骗手段,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受骗者交出财物的结果,使行为人自己或让第三人占有了这些财物。在我们司法实践中,由于诈骗的动机、目的、手段及后果形式多样,极易与民事欺诈相混淆,本文通过分析个案对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进行区别。     

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的具体认定

诈骗罪的成立是否必须要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对财产损失的内容应该如何理解,对财产损失的认定应采用什么标准,中外刑事立法和刑法学者的观点均不相同。笔者着重谈论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同时提出被骗者向行为人交付财物的特定目的有无实现是判断财产损失的关键。     

试析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几个基本问题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文就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了简要分析和探讨,供依法惩治受贿犯罪的司法实践以及受贿罪的立法完善作参考。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制解释

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限制解释的思路如下:客观上确认该罪的复合性法益与抽象危险犯属性,法益包括发票管理秩序与税收征管制度,本罪符合抽象危险犯所要求的法益侵害程度与证明方式;主观上要求"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这两种情形下具有偷逃、骗取税款目的,依据在于本罪"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特征。在判断虚开与税款流失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应当考察开票方纳税情况、受票方抵扣资格、代开情形下的税率是否一致、是否使用税收优惠政策;在认定偷逃、骗取税款目的时,应考察被告人对虚开是否知情、交易记录的真实性、资金流的性质、虚开发票的用途。     

论盗窃行为的“秘密性”

不论在国外还是我国,刑法理论学界对于盗窃行为是否必须具有秘密性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当以"和平公然取财"来定义盗窃罪,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用和平手段,公然取走他人财物,也叫盗窃。然笔者以为,"秘密性"是盗窃行为的核心特征,也是区分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重要标准。本文试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该观点:首先,秘密性的准确含义;其次,秘密性为什么是必要的;最后,总结全文。     

论利用购销合同的诈骗犯罪

利用购销合同犯罪既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虚假，无效的购销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当前，利用购销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表面方法多种多样，急需解决的应对方法：一是重视“资信调查”，二是重视购销合同的合法性，三是在经济交往中严格依法办事。     

扒窃行为与抢夺行为的界限

盗窃行为与抢夺行为的界限在我国一直被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即盗窃行为是指以较平和的手段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抢夺行为则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然而,随着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盗窃行为不再以秘密窃取、数额较大作为其构成要件,导致盗窃行为与抢夺行为的界限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盗窃罪中的扒窃行为与抢夺行为的界限。如果界限不清就有可能导致实践中定性的错误。     

浅析香港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一、严格责任的概念所谓严格责任,就是对特定的犯罪,不考虑行为者的主观罪过而只要证明客观行为即可对行为者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刑法制度。其构成条件有三个方面:首先,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其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犯罪意图,无需加以证明;最后,即使行为人基于法律认识错误或事实认识错误而实施违法行为,亦不能成为辩护理由。二、适用严格责任的限制条件     

诈骗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刍议

区分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应以被害人是否因交付而丧失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而不在于行为人是否已经控制了财物；仅仅确立诈骗罪既遂的一般标准，尚不能解决具体诈骗案件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因此需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形，具体认定“失控”之涵义，以便准确地认定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     

试论刑法当中的严格责任制度

严格责任原则最早出现于英美刑法当中,其主要含义是,在某种没有罪过的场合仍可将行为定性为犯罪并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严格责任作为无罪过责任的一种,是对传统刑法罪过责任的必要补充,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严重危害公共利益但主观罪过不易查明的犯罪。何谓严格责任?我国刑法中有无严格责任?将来是否应当设置严格责任?对此,历史地考察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和系统分析我国刑法的立法及司法现状之后,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严格责任,将来也不应该在我国刑法中设置严格责任。     

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研究

现行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虚拟财物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未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务中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问题存在按计算机犯罪定罪处罚和按财产犯罪定罪处罚两种主要观点。但是,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以计算机犯罪定罪量刑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网络虚拟财产自身稀缺性、价值性以及排他性等特点,使得其具有"财物"的特征,因而将其解释为"财物"没有超出这一用语本来的含义,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不属于类推解释。     

论连累犯的罪过形式

连累犯从其客观行为来看类似于某些犯罪的帮助行为,因此容易与共同犯罪相混淆。实质上连累犯与共同犯罪有着根本的区别。应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是否“事前无通谋”、是否存在共同实施犯罪的意思联络等方面来对二者进行区分。     

入户抢劫中入户目的非法性的理解

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三关于抢劫罪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具有法定的八种加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入户抢劫是抢劫罪的八种法定加重犯罪情节之一，入户的目的非法性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入户的目的非法性绝对地限定为抢劫犯罪，而应综合全案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理解行为人入户抢劫的主观动机。     

论利用购销合同的诈骗犯罪

利用购销合同犯罪即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虚假、无效的购销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当前,利用购销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急需解决的应对办法:一是重视“资信调查”,二是重视购销合同的合法性,三是在经济交往中严格依法办事。     

单位合同诈骗罪要义

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目前学界对于单位合同诈骗罪尚没有展开研究。本文根据单位犯罪的一般理论，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合同诈骗行为的种种表现，初步构建了单位合同诈骗罪的理论框架，对实践中的认定单位合同诈骗行为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的界定

合同诈骗罪,是现行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犯罪罪名,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该罪因其犯罪手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侵害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了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之间界限往往较为模糊,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为开脱自己的罪责,也千方百计地将自己实施的行为辩解为经济合同纠纷,因此,正确认识合同诈骗罪,区别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诈骗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刍议

区分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应以被害人是否因交付而丧失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而不在于行为人是否已经控制了财物;仅仅确立诈骗罪既遂的一般标准,尚不能解决具体诈骗案件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因此需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形,具体认定"失控"之涵义,以便准确地认定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     

经济学视角下的网络诈骗犯罪分析

近年来,网络诈骗犯罪在我国日益严重,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行为人之所以实施网络诈骗犯罪,根源在于各种利益的驱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网络诈骗犯罪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行为人在进行犯罪活动之前,必然会对将要进行的网络诈骗活动从成本到收益进行全面的衡量,以确定是否实施犯罪。     

提取他人遗忘于ATM中银行卡款项行为的法律定性分析

在ATM机上利用他人未退出的银行卡取款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违法、犯罪行为,取款额超过5000元的,应以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低于5000元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诈骗公私财物进行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