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归位 市场做主——农业结构调整札记

眼下,在农村,干部说得最多的,就是要求农民"调整结构";而农民最头疼的是如何"调整结构"。调整结构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这本是好事,农民为什么会头痛呢?因为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他们对究竟应该种什么、养什么,心中无数。地方政府若任农民盲目的"赶行情"、"跟大户",结果是"种啥啥多,养啥啥赔,越调越亏";如果地方政府对市场也很生疏又代替农民拿主意,"让你调你就调",往往造成"增产不增收",或新的"产品卖难"。这两种结局都会让农民提起"调整结构"就心有余悸。因此,在中国现阶段,农业结构调整面临两个矛盾:一是市场主体与政府的矛盾;二是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所谓市场主体与政府的矛盾,就是农民、农业产业化企业与政府决策如何相互调适的问题;所谓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则是生产者、加工企业、销售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两个矛盾分别对政府提出两个问题:一、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应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二、在为农民和企业提供服务上,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论唐代乡族势力与乡村社会控制

唐代乡村社会中由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职官吏、乡县胥吏和乡豪构成了乡族势力。由于根植于乡村,所以他们关注乡村社会的全部生活;又由于乡族势力是政府基层行政与地方宗族的混合体,国家通过这些乡村领袖完成了国家基层行政组织与乡村宗族组织共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     

狗年13个月—李郁+刘波

李郁+刘波想要呈现的既是一个个体事件,也是一种具体的现实,其真实性借用了媒体的真实,以至像戏剧化了的真实。与很多艺术家直接观察现实的方式不同的是,李郁+刘波他们是通过大众媒体来观察现实。这种好处在于,媒体呈现的现实人们一般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就作品的观看者而言,这比李郁+刘波他们亲自观察到的现实更真实更可信。至于客观性,媒体是不作任何评论以保持客观,而李郁+刘波的作品从文字到图像的转换是一个完全主动的过程,从预想拍摄到拍摄完成,其意义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李郁+刘波他们也客观,只是他们的客观已经不同于媒体的立场了。就立场而言,我们对于媒体好像总是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境地,要么进行媒体批判,要么与媒体共谋。李郁+刘波他们既没有进行简单的批判,也没有与媒体共谋,他们只是关注,一种对具体现实的关注。李郁+刘波的作品直接介入了现实,他们要介入的现实也是具体现实的一种,他们的作品不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将具体的现实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具体的现实是一个问题的现实,一个我们应该去面对的现实——面对就是一种勇气。——袁晓舫《现实的创造——关于李郁+刘波的作品》     

工程用海中对近海捕捞渔船和谐赎买的案例剖析——以浙江省舟山市本岛为例

舟山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载体,即是向海洋要"土地",并以政府工程的形式实现,但也由此引发了与民争利的社会新问题。面对政府工程"用海"的现实矛盾,唯有政府采取安抚和缓政策,加大经济补偿力度,容纳民声,主动扩展民生空间来解决。实践中,主要通过公平推行、阳光操作、取信于民、积极化解社会底层矛盾等来构建海岛渔村和谐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采取了种种惠民政策,仍然出现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问题。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     

“我爱我村”开辟农村工作新天地

今年以来,山东省莱阳市委、市政府从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在全市农村深入实施"我爱我村"干部驻村强基工程。通过干部驻村强基,化解基层矛盾,落实群众期盼,推动农村发展,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开辟了新天地。着力服务民生创建农村工作新模式     

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以苍南县江南地区为个案

本文从界定概念入手,在简述温州市苍南县江南地区现代宗族械斗实况的基础上,依次从相关的社会生态环境、宗族组织的有关情况、地方械斗史上的关键性事件等3个方面,对现代宗族械斗问题进行分析;接着,又将由此得到的认识同历史和现实中南中国其他地区的有关情况作了比较和验证。最后,给出了有关宗族械斗问题的基本认识、理论假说和有待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现实中民间丧葬礼仪重新抬头以及买卖婚姻猖獗、帮会组织复活等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给出正确的评价。     

透视农村干群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农村的变化与广大农村干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有了一大批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我国农村才有今天的变化.群众对基层干部是拥护的,干部与群众关系总体上是融洽的.但是,在农村一些地方,干部与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干群关系冲突的事故在农村一些地方时有发生.农民对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有看法,气忿地说干部"不像话";而干部则对农民不服从管理,委屈地说农民"不听话".一个说对方"不像话",另一个说对方"不听话",双方坐不到一起去."不像话"与"不听话"形象地反映了当前农村一些地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状况.     

刹住宗族势力扩张之风

宗族势力之风,目前在一些地方有死灰复燃之势,有的甚至危及我们的基层政权,成为当今影响农村稳定的一大隐患。宗族势力活动均表现为宗族内部集聚的形式。——续家谱风。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种民间活动,但实际上却使一些地方的宗族问题更加明显化、尖锐化了。家谱按辈份录入后,一般都要印制成册,每户一簿,从而使家族观念比以往更加突出,在地方上形成游离于基层政权的一股异己势力。——祭族祖风。大型宗族活动一般是举族上下全部出动,论辈份大小进行拜祭。祭族祖活动往往都带有十分浓烈的迷信色彩。这种宗族     

另一种“支农”

支农本是好事,但本文所谈却不能称其为好事。当前,农民群众上访告状案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些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处理某些问题和矛盾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支农相左的"支农"。一是"自支"。"你反映的问题我已知道了,过几天再说吧。"一次支,二次支,对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就是不解决。二是"互支"。"这事我不管,你找他吧。"我推他,他推你,把普通百姓"支"得六神无主,不知找谁,使问题和矛盾长期没人过问,没人解决。三是"上支"。"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找上级领导吧。"干脆把问题和矛盾直接上交了。     

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溺女之风与宗族应对

清代江西农村社会溺女之风很盛,同时,宗族势力强盛。但面对溺女这样的不良习俗,宗族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以禁止,只有一些宗族在族规中用劝诫性语言禁溺女,一些宗族设立育婴会支持抚育女婴,一些乡绅捐助本族或本乡的育婴会等。宗族对溺女之风的应对之所以不强硬,因为国家没有制定严厉的法律去惩治溺女行为,地方官员也只是用诗文劝诫或发布溺女禁条,作用不明显。所以,整个清代直至民国时期,江西溺女之风强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民上访与政府治道的变应——基于皖南D村的调查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法治化、民主化、程序化、规范化与制度化。然而中国的基层行政单位在面对农民上访的时候,往往显得比较困顿,更多采取的是调解优先原则。这种做法的背后所蕴含的处理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故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越处理越麻烦的局面。且即便当事人聘请律师介入,往往也会遇到无处下手的"尴尬"。我们根据对皖南D村的一起因买卖户口与资产分配不公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为研究对象,得出在治理基层矛盾的时候,应该结合法治与调解进行治理。     

“四自”“三严”过“五关”

反贪利箭频频劲射,贪官污吏纷纷落马。有人心惊肉跳,悬崖勒马。却也有人处"惊"不乱,依然故我,就象韭菜割了一茬,又原地原样出来一茬,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出罗云光的地方又冒出了"罗云光"、出管志成的地方又冒出了"管志成"、出阎健宏的地方又冒出了"阎健宏",他们"痛定"不"思痛","事过"而"境"不迁,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杀鸡杀猴都难以遏制他们腐败的势头,这就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反腐如何反到痛处,倡廉的关键在哪里。现在,我仅就干部如何保持廉洁谈点看法,见教于读者诸君,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公众权益与17-18世纪江南官河、官湖纠纷

内阁档案和地方石刻文献表明,17-18世纪,江南地区的官河、官湖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资源"。这些资源的用益权,理论上由万民自由共享,但在现实上,引发过很多纠纷。既有个人之间在官河捕鱼爆发的冲突,也有民众集体控告豪强圈占官湖、私征渔租,甚至还有民众联名控告地方官府借渔税扰民。这些纠纷具有"公众"维权性质:通过对一系列案件的判决和公示,江南"官河湖"的公众属性得到了法律确认,超越宗族、水利集团利益范围的公众用益权得到了保障。     

对自留畜的发展要不要限制?

目前,在对待个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饲养专业户、自留畜数量等问题上,发生了要不要加以限制的争论。有人主张限制,有人反对限制。究竟哪种意见对呢?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地区已发出公告,宣布自留畜的数量不加限制(如内蒙古自治区等);有的地方还未表态。即使是宣布了不加限制的地方,在干部中也还有种种的疑虑。因此,谈谈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     

维稳与维权两手都要硬

维稳,是指维护社会稳定;维权,是指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政府的执政权力。做这样一篇短文,初衷是源于最近下乡调研听到一些奇闻轶事。例一,一位地方干部对记者说,他们那个县有一人到北京逛风景,回程因没钱,就编造一段莫须有的故事到有关部门上访。按现有＂孩子哭找他娘＂的信访管理制度,自然是通知地方来人领回去解决问题。回到县里,职能部门认真对待,人性化对待,一路劳顿,先安排一餐。     

村民自治、宗族博弈与村庄选举困局——一个湘南村庄选举失败的实践逻辑

宗族是村庄政治生活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农村场域中,宗族依然扮演着农村社会自我运行中的重要角色,并显示着其强大的影响力。本文选取了湘南一个村庄中两个势均力敌的异姓宗族,分析他们在村民选举中的博弈行为。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显见,在双方或几方宗族势力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村民们只是各自投自己一方的选票,进行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只会是选举失败,而导致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宗族非理性的认同、宗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农村社会的面子观等。缓和或者消解这种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采取的措施应该是"疏",而不是"堵"。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运行模式探讨——基于J县的调查研究

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执行为契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实地调查了安徽省J县后扶政策在实际运作中出现的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执行情况与问题,梳理出地方与国家政策制定流程并对比四大群体政策下的矛盾与诉求,探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政策运行模式,指出国家政策具有易操作、强控制但不能完全适应多元化诉求的特点,要尊重地方智慧与重视利益相关群体的公平。     

农民工居民化服务管理创新:嘉兴的实践

面对2.6亿农民工群体需求与现实的矛盾,我国必须尽快进行服务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居民化"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先进理念和根本途径,如何在农民工服务管理中实现,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嘉兴模式从服务管理的理念创新、机构设置、制度安排、方法和手段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可资借鉴的农民工居民化服务管理的先进模式。     

警惕『民间纠纷』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民间纠纷也日渐增多,且有上升的趋势.许多纠纷因处置不当,往往引发严重的突发事件,有的甚至会酿成宗族、家族矛盾,从而影响一个地方的稳定.民间纠纷正逐渐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