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垄断下农地城市流转福利损失的经济学分析

现行农地城市流转是在政府双重垄断状况下进行,即政府垄断征地和垄断供地,本文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府垄断征地和垄断供地对社会福利和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双重垄断会造成农地城市流转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垄断征地导致农民补偿不足,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垄断供地导致土地资源配置失调,引起土地产品供给不足或经济低效增长.农地城市流转制度改革应引入更多市场竞争因子,打破政府双重垄断,增进社会公平,提高社会福利.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征地模式探究

明晰农地产权法律制度,明确农地所有权权利主体,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构建以“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为征地参与主体,以三方投入资金为推动力,以“三控”为管理机制的新型征地模式,有效地保障征地过程中的农民权益。     

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变化研究进展综述

研究目的:综述国内外有关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变化研究的文献。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回顾法、归纳法等对国际和国内有关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变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研究结果:国内外学者在农地城市流转福利测度指标体系、福利增值收益分配,福利补偿的制度安排,福利分割利益集团的划分等方面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在福利的定量研究、对非经济福利的衡量等方面研究深度不够、部分问题研究不完善。研究结论:中国学者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上更多地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和成果,把西方学者有关福利分析的理论框架和定量决策模型纳入中国农地城市流转中的福利分析,这对中国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变化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福利变化研究——基于农民分化的视角

农地城市流转是土地资源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重新配置的必然过程。为探明异质化日益明显的农民群体的福利水平在此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差异性变动,采用湖北省武汉市所辖6个远城区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积分评价方法对纯农业生产者、半工半农者和经商兼农者等3种分化类型农民在农地城市流转前后的福利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整体福利水平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略有上升;3种分化类型农民的福利水平均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存在差异,改善幅度由大至小依次为经商兼农类农民、半工半农类农民和纯农业生产类农民;提升纯农业生产者和半工半农者这两个分化类型的福利水平是改善农民整体福利状况的关键;此外,影响这两类群体福利水平的因素集中在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心理感受以及环境条件4个方面。     

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效应研究进展综述

通过文献回顾法和归纳法,对国内外关于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效应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从目前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在农地非农化的选择价值、不同权利主体在城市流转中的福利变化、基于公平与效率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但在福利的定量研究方面,尤其是如何把福利测度方法运用到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效应的测度研究较少。因此,结合城市流转的特点,构建分析农地城市流转福利效应的理论框架,探寻农地城市流转社会福利效应的测度计量方法,对于促进我国农地有序流转、维护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公平思想的失地农民福利补偿——以江汉平原4城市为例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失地农民福利的公平补偿价值,缓解由于征地以及不公平补偿带来的各种问题。研究方法：在对4城市失地农民以及相关主体调查的基础上,运用SPSS 15.0中的Cronbach’s a系数测试样本可靠度,并运用还原法、替代法和CVM法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研究结果：基于公平思想的水田、旱地、菜地的总福利补偿价值分别为3414447元/ hm 2、3426994.5元/ hm 2和5158972.5元/ hm 2。研究结论：在征地补偿时应重视流转中正的社会福利效应,公平地对农民损失进行补偿。     

农地城市流转农民福利变化与福利差异测度 ——基于二维赋权法与三类不平等指数的实证

研究目的:定量分析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群体内部福利变化程度与福利差距。研究方法:在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信息熵和层次分析法综合测定农民福利功能性指标的权重,并在此之上构建失地农民福利指数,并测度其变化及群体内福利差距大小。研究结果:(1)以广东省为例的研究表明,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民总体福利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福利指数水平较低,远低于0.5;珠三角、粤西的失地农民福利改善明显,而粤北变化不大,粤东有所下降。(2)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反映的失地农民内部福利差距在流转后进一步拉大,省内4大区域间的福利差距在流转前占比较小但流转后显著变大。研究结论:运用二维赋权法和三类不平等指数量化分析失地农民内部福利变化与福利差距更为客观、全面。     

农村土地发展权设立的必要性

由于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对土地发展权的压抑主要表现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无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征地还是非公共利益的征地行为,都对农地发展权造成一种侵害和压抑,而按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和集体建设用地的自发流转,成为农民有效对抗产权侵害的手段。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产权完善的角度分析了农地发展权设立的必要性。     

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为制定差别化的征地补偿政策提供借鉴。研究方法:以武汉市江夏区、东西湖区、新洲区和洪山区为研究区域,将失地农民分为小于45岁、45—65岁、大于65岁三个年龄阶段,然后以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依据,利用模糊数学法,对不同年龄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1)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45—65岁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最大,其福利水平下降了18.69%;其次是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下降了16.62%;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下降了12.74%。(2)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各功能性活动指标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存在不同。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健康、社会参与功能均有所下降,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功能得到了改善,但变化程度不同,而发展机遇和交往与闲暇功能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中变化方向不同。研究结论:根据失地农民年龄特点制定合理细致的征地补偿政策,是提高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减小福利差异的重要途径。     

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特征分析——武汉市城郊区的问卷调查

协调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之间的矛盾需要对农地城市流转特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本文利用武汉市城郊区被征地农户和村集体的样本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城郊区农地城市流转的微观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微观地块因素中,单个流转地块的面积、农地流转后的用途和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城市规划区内对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影响都极为显著;在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众多村级因素中,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村集体年度总收入和村集体获得的征地补偿额,其次是村集体所在区平均最低地价水平;经济利益方面的因素是村集体供给农地的动力。     

农地流转模式与机制创新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城乡统筹、科学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客观要求。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中模糊的农地产权和征地、定价等机制对农地流转带来了效率性、功能性等缺陷,并且存在着农民利益难以保障、中介服务缺乏、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本文提出应借鉴城乡双置换、股份合作社和土地信托的土地流转实践模式,探索农地产权显化机制、农地资产化机制、征地机制、农地科学整治机制和农村社保机制。     

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福利效应,为改善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提供借鉴。研究方法：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下,选取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因素,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这些影响因素的权重,最后运用改进的庇古福利效应测算方法对失地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变化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短期内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值为23.8203,长期内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值为-30.3470,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研究结论：建立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提高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主要途径。     

农地城市流转研究进展述评及启示

为把握国内外农地城市流转研究动态,为该领域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通过文献归纳,较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农地城市流转研究成果,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农地城市流转的宏观驱动机制研究,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家庭偏好是主要驱动因子;②农地城市流转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地块的初始状态、增值或贬值、地块用途、分布、服务设施的状态等微观因素对其流转可能性有明显影响;③农地城市流转的决策模型相关研究,通过比较目标地块的保护价值和开发价值的大小或福利变化来分析流转决策;④农地城市流转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有空间非经济模型和空间经济模型;⑤农地城市流转的补偿机制研究,通过国内外对比,我国征地补偿属不完全补偿,且补偿范围和标准偏小、偏低。研究启示:①使用GIS技术和空间经济计量技术,深入研究农地城市流转;②根据地块权利状况,将地块特征和地块使用者结合研究,研究尺度可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尺度;③流转土地的价值变化不仅包含其经济价值,也包含非经济价值;④研究我国农地流转问题应充分考虑我国土地使用者权利配置状况。     

农地流转的效率与供求分析

农地流转的效率是影响农地流转顺利实现的最终决定因素，农地流转的效率应当体现在有利于增进农民的整体福利，有利于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农地流转应当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相配合，随着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不断转出农地，留守农村的农民逐步提高经营规模和效率。农地流转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农地流转的直接原因，影响需求的因素包括转入土地的收益性和收交加的有效性，影响供给的因素扬农地供给的可能性、农地供给的收益性和供给收益的有效性，农地流转的供给和需求都会经过高→低→高的波浪形态，最后达到均衡。     

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基于恩施市L办事处的实证分析

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流转方式主要包括"农户自由流转"和"村集体统一组织调整和流转"两种。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相关部门须统筹流转规划,在遵循节约集约利用农地资源的原则下,推动农地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以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同时,更须逐步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对此,建议相关部门尝试"农地入股"、"融资组织"以及提升农民"非农"就业能力这三种方式,有效解决农地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问题。     

土地用途管制下农地城市流转的公众福利动态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用途管制政策下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损失状况,研究农地保护政策的最优选择。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方法。研究结果:中国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动态土地用途管制)优于静态土地用途管制、税收等政策,但仍然存在福利损失,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研究结论:(1)土地用途管制易于产生政策规避行为和违法用地现象,同时政策制定存在困难;(2)农地保护政策的研究应考虑农地城市流转的动态变化因素;(3)地方政府进行农地流转决策需要考虑农地流转过程中非经济福利的损失。为实现农地城市流转福利优化,地方政府应在流转发生的同时,支出等同于当地非经济损失的资金进行弥补。     

农地市场化流转与农民多维权益实现困局——来自河南省孟楼镇的观察

基于中部省份孟楼镇的相关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对农地市场化流转中农民群体多维权益实现困局及其成因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农地为农民群体所提供的就业功能在其流转后被逐步剥离,本地就业机会的缺失以及异地非农就业的"技能门槛",构成了这一群体就业权益实现的重要约束。农地作为乡村文化的有形载体在其流转后趋于弱化,外出务工者带回的"城市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的冲突引致了农民群体价值取向的重构,构成了农地流转中这一群体文化权益相对缺失的重要原因。农地市场化流转制度不完善导致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的相对不足,以及基层政府以"经济权益"实现为主的农地流转工作理念与农民非经济权益意识觉醒之间的冲突则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群体多维权益实现的困局。     

政府视角下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探索与政策选择

作为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主要参与者,政府的流转行为对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成熟度具有重要影响。以此为视角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得到政府行为下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的一般路径:农民自发流转阶段—政府获利阶段—农民流转意识与能力培养阶段—农民流转能力提高阶段—流转市场潜能开发阶段。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表明,其正处于农民流转意识与能力培养阶段。本文分析了政府补贴与价格干预两种政策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作用过程及其效果,认为政府补贴与最低限价政策可以较好地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加快农地流转可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业产业链建设，引导农地逐步流入种粮大户、专业农产业企业等市场经济主体，使耕地能够获得产业化、集群化发展。但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极易受到损害，农民权益保障面临诸多困境，如农地流转租金较低，农地流转后一些农民面临失业困境等，主要原因在于流转主体权益不均衡以及土地流转监督机制缺失。要通过明晰农民土地权益，规范农地流转程序，建立农地流转服务组织等完善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村民众权益保障体系。     

农地城市流转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农地城市流转有可能影响农户对其仍持有的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的预期,从而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其实质是农地城市流转所产生的外部社会经济影响的部分表现。本文基于对湖北省仙桃市24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了农地城市流转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所持有农地到市区的距离以及农户所持有农地与周边已发生农地城市流转区域的距离均对农户认为自家农地向市地流转的预期有负相关关系,即农户所持有的农地距离已发生农地城市流转的区域越近,其对自家农地将被流转为市地的预期越强烈,即认为自家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越差。由于该影响作为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效应无法通过市场或价格形式予以体现,因此构筑合理的价格机制和决策机制、建立土地利用规划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征地的预告知机制等是可行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