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制度距离会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吗？

以在中国大陆跨国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制度距离与文化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消极影响。当母国的法律制度质量明显优于东道国时,法律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具有积极影响;进入模式对法律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经验对法律制度距离与其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绩效之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解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双边、多边政策协调的分析视角

本文针对2008—2017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双边、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视角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会强化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减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多边投资协调机制会部分抵消双边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双边投资协定会弱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     

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抑或制度距离？

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面对持续增长的国内能源需求和长期存在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利用国外能源、开拓国外能源市场的重要手段。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是否与其他类型投资一致？本文运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基于中国2006—2015年对57个国家的能源投资企业/项目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并且偏好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符合“制度接近论”;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道国能源禀赋、发展水平对海外能源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呈现非对称效应,在制度质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东道国制度环境、内控审计师选聘与企业盈余质量

文章以2012-2018年的A股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为样本,从克服"来源国劣势"的视角实证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企业选聘内控审计师、盈余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东道国的制度越强,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以减轻来源国劣势的影响.同时选择"四大"审计的企业也提供了更高质量的盈余信息.研究结果还表明,东道国的强制度环境会抑制企业的利润操纵行为,企业盈余质量得以提升.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7年我国对外投资的97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这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建立了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数.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我国外向FDI流量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是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我国外向FDI流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我国企业在实施跨国经营战略过程中,在投资区位上需要在制度环境基础上选择宏观经济更好的国家.     

高效解决境外基建项目投资争议的案例剖析

<正>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活动中与东道国发生争议时,可以依据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投资协定,以东道国政府为被申请人提起投资仲裁来救济。有别于基建项目基础合同所提供的传统商事争议解决路径（例如诉讼或国际商事仲裁）,国际投资协定提供的争议解决机制是国际公法层面的独立救济措施,能一定程度避免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天然地位差距带来的不利因素。     

中国对东盟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东道国要素禀赋的视角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选取201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发布数据,将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双边贸易、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和制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结合中国现阶段的投资需求,确定中资企业对东盟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降低投资风险,丰富关于发展中国家OFDI的理论探究,以提升中资企业在国际外循环中的作用,最终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建设。研究发现,在2013年至2016年,中资企业对东盟国家倾向于劳动力与贸易主导型、贸易与资源主导型投资,相对集中在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在2017年往后,中资企业投资的第一目标行业是制造业,也更青睐劳动力与制度主导型投资。     

浅析我国双边投资协定应有之转型——以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为视角

国际投资争端阻碍了国际投资的正常运行。双边投资协定(BIT)对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管辖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自2001年年底至2002年年初阿根廷经济危机以来,大量外国投资者向国际投资仲裁庭提起了以阿根廷为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中国与阿根廷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领域具有许多相似性。研究阿根廷国际仲裁危机,对中国国际投资双边投资协定法制与缔约实践都将产生重大借鉴意义。本文拟从双边投资协定的具体规定来浅析其应有之转型。     

制度距离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海外并购经验、双边投资合作关系的调节作用

文章选取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进行的238起海外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进行综合考量,同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多数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了正向的绩效变化,但变化幅度较小,并未得到预期的并购效益;正式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均会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海外并购经验、双边投资合作关系对制度距离与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两者均会弱化制度距离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     

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前因组态及绩效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作为一个复杂因果问题在诸多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8～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我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前因组态，并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不同并购类型下的经营绩效问题。研究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呈现“殊途同归”的特点；企业所有制、大型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企业生产率、文化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及增长机会均不是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必要性条件；我国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组态路径有七条，根据其特征被分类为高生产率主导型、机会追赶型、经验驱动型、外部环境引领型与资源追求型五种；运用财务指标法计算不同并购类型的绩效改善率，并基于组态和样本特征分析各并购类型的绩效问题。     

距离对中国双边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

距离因素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32个国家和地区双边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基于引力模型,运用稳健OLS回归法、Tobit回归法和Poisson回归法研究发现,距离对中国双边直接投资虽然有阻碍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与距离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不同.主要原因是,投资和贸易特性的差别导致它们对距离的敏感度不同.     

国际产能合作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基于中国-东亚16国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产业。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逐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有待考量。本文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中国制造业对东亚16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东道国研发投入及其产权保护制度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和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亚16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该区域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产权保护制度、东道国要素禀赋中的资本要素以及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变量均对中国制造业对东亚16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中国对东亚国家OFDI对其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是一个动态累积过程。     

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介绍了目前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有关的研究,再以中国对外直投的发展情况为基础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影响。认为具有不同寻求动机的中国对外直投所倾向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也将具有很大差异。     

区位优势及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与流量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流量面板数据,以引力模型为实证基础,采用随机效应FGLS估计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以及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影响力.我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第一,度量东道国区位优势的相对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同其所接受的中国投资的规模成正比并且均育较高的统计显著性.第二,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强烈地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两国的贸易依存度越大、文化距离越小以及政治关系越好,则中国对该国的投资越多.第三,关于东道国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的理论假说6至假说9均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撑.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

本文在分析已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影响OFDI的相关因素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影响,利用我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和Baker等测算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对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OFDI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和验证,得出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效应。最后,本文针对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给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时相应的政策建议。     

海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不同投资国家的对比

文章选择2012—2017年有设立海外子公司的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对比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发达国家投资,进一步探索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投资便利是否存在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负,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负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需求、对FDI投资便利都能显著改善OFDI的投资绩效,且在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便利的正调节作用更强,在发达国家改善市场需求的正调节作用更强.     

政策法规

中国与百余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为吸引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同时保护中国投资者在国外的权益,我国目前已与106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并与81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些双边协定增加了外国投资者的安全感,避免和消除了对跨国纳税人的重复征税,同时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     

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决定因素

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始于20世纪中后期,起步较发达国家晚,但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文章选取1992-2014年中国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资金成本及投资环境作为变量,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印OFDI的母国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中印两国的OFDI都受到本国的GDP增长率、贷款利率及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联合影响。此外,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它三个变量则互不构成格兰杰原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制度解释——基于OFDI S模型的理论分析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正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跃升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但是,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却稍显乏力,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于中国企业OFDI影响因素的关注,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不完善是影响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而且甚至在有些国家是决定性因素。本文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融入邓宁的国际折衷生产范式（OLI）理论框架中,构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OFDI S模型,通过对其进行经济学解析,分析母国制度对OFDI的影响,从理论上对OLI范式进行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并对中国企业OFDI国际化进行理论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干预、高管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的投资效率关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基于“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结合政府干预视角与高管团队理论,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和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国有控股增加了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任职年限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有着强化作用,而高管持股和董事会监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有着抑制作用;东道国民众话语权、政府管理质量调和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效率回归理性。然而,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与经济环境等差异,上述研究结论因投资地区的异质性而有所不同。研究成果对中国政府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关政策,以及“走出去”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