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增持与非国企创新产出韧性

从创新产出在波动中增长是创新韧性企业的基本特征出发,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高管增持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产出在波动中增长,可以起到提升企业创新产出韧性的作用;最有利于高管增持提升企业创新产出韧性作用发挥的情境是增持高管持股量居行业50～75分位或企业盈利能力处于行业75分位以上;企业规模对高管增持与创新产出韧性关系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高管因为企业以往创新产出韧性表现而增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高管增持影响企业创新产出与影响创新投入的机制不同。     

大股东股票增持对提振市场投资者信心的研究 ——兼增持动机的检验

文章选取2011—2018年存在大股东增持行为的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上市企业大股东股份增持对市场投资者信心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大股东和高管股票增持背后的动机.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股份增持行为会提振投资者信心,且大规模的增持对投资者信心提振强度高于小规模的增持,牛市阶段的增持对投资者信心提振强度高于熊市阶段.但这一机制不具有持续性,在T+2期投资者信心回归到初始水平.2011—2015年创业板企业主动增持存在股价低估动机,但业绩增长和管理动机不存在,2015年后三种动机均不存在,表明大股东增持隐藏有其他动机.     

投资者关系管理、大股东增持与公司绩效

在中国,基于大股东主导的股权结构,以及金融体系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完善,大股东们难免做出侵害外部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因此大股东增持的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1年~2012年第三次大股东增持浪潮为背景,以254家存在大股东增持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大股东增持行为发生前后的绩效进行配对分析来对比公司绩效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大股东增持后公司绩效未升反降,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收益也未有显著增加。而对于IRII指标高的上市公司则相反。进一步的验证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作用消除了大股东增持对公司价值产生的负向影响。     

控股股东股份变动与公司盈余管理——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全流通背景下,控制股东股份增持、减持成为常态。为了低价增持、高价减持,控股股东有操纵盈余的动机。基于2009年至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控股股东股份增持、减持行为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增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下操纵;控股股东减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上操纵。如果没有外界有效监管,控股股东就可能持续、重复地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控股股东股份变动与公司盈余管理——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全流通背景下,控制股东股份增持、减持成为常态。为了低价增持、高价减持,控股股东有操纵盈余的动机。基于2009年至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控股股东股份增持、减持行为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增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下操纵;控股股东减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上操纵。如果没有外界有效监管,控股股东就可能持续、重复地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高管持股变化、信息披露的择时行为及市场反应

本文以2006-2011年高管增减持股票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高管增减持股票过程中是否存在信息披露的择时现象、市场对高管持股变动行为及择时披露信息的反应。研究发现：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存在提前披露坏消息或延迟披露好消息的偏好,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则相反;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为负,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减持公告日前有正的累计超常收益率;市场能够有效识别公司高管的持股变化行为及公司披露信息的好坏。     

上市公司兜底式增持动因及影响研究

兜底式增持是上市公司在股灾出现时为了维护市场秩序、稳定股价而采取的一种经济手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股人倡议本公司在职员工增持,并承诺在锁定期满所有收益归员工个人所有,若出现亏损由发起人补偿.通常上市公司发布兜底公告是在股价持续下跌,其选择的时机与动机都值得深入研究.因此,文章基于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就兜底式增持发展的现状深入研究其发布兜底式增持的动因,并分析兜底式增持给上市公司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锁定期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对大股东增持行为影响

本文以在2008年8月27日至2010年12月31日间发生大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增持行为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结论表明，控股股东增持行为的确能带来短期的累计超额回报，具有一定的支持效应，但长期市场业绩反而较差；控股股东的增持行为并不受股改进程、所持股份比例的影响。     

高管薪酬粘性特征对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以中国国航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06—2011年从事航油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规模、盈亏状况以及该公司高管薪酬变化特征,考察了该公司高管薪酬与净利润、营业利润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的关系。基于公允价值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被广泛应用的制度背景,将公司业绩分为营业业绩和风险业绩,并比较分析高管薪酬与不同风险业绩的粘性程度,以期从高管薪酬机制中关于对高管投资行为规定的特点找到对管理层投资行为的直接解释。     

产品市场竞争、高管持股与管理层盈余预告

管理层是上市公司盈余预告的执行者,管理层动机会对盈余预告产生直接影响;而产品市场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信息披露决策.从信息披露的成本—收益视角出发,可将管理层盈余预告从特征区分为收益型和成本型,在此基础上考察管理层高管持股与盈余预告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按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高低进行分组,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会提高盈余预告收益型特征(及时性和准确性)的质量,但是会降低成本型特征(具体性)的质量;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下,高管持股公司的盈余预告收益型特征的质量没有变化,但成本型特征的质量会显著下降.研究结果丰富了管理层盈余预告的影响因素研究,为高管激励和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     

薪酬管制能够降低对高管的监督成本吗——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间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的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高管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是否会影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对高管的监督成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实施薪酬管制并不能够实现通过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以改善公司整体绩效的预期目标,反而会削弱高管积极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进一步提高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最终导致上市公司高管监督成本的提高。上市公司应取消薪酬管制,完善薪酬激励、监督和追责机制,引导高管积极做出改善公司绩效的努力,并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

基于审计成本效益理论和审计风险溢价理论，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正相关。控股股东杠杆增持行为主要通过提高审计师风险溢价以及增加审计投入对审计定价产生促进作用。上述关系在企业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法律环境较为严格时得到强化，而较好的信息披露质量以及较高的股权制衡度会削弱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带来的风险溢价效应会抑制审计师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损害审计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强化审计师对控股股东杠杆增持的风险认知，进而为进一步提升审计报告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增量证据。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审计监督：利益权衡还是信号传递？

以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监督为视角,选取2006—201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并且这种降低主要是通过提高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来实现的。进一步区分股权激励的动机后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通过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水平降低审计费用的行为可能与上市公司实施的基于激励型动机的股权激励有关。上述研究表明,审计人员可能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水平来识别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机,进而寻求不同的审计收费补偿,这样所传递的信号有助于投资者更加准确地识别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机。     

财务绩效、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大股东增持行为——来自我国沪深股市大股东增持的经验证据

2008年沪深两市股指一路震荡下行,股票市值累计跌幅达到70％左右,下半年陆续出现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其自家股票的行为。本文通过建立模型研究2008年大股东增持的动因,结果表明大股东增持与大股东控股能力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关系,与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与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和股票累计涨跌幅相关性不强。     

高管预期离任与企业捐赠行为研究淤

文章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离任是否可预期角度出发,探讨高管预期离任是否会影响离任当年企业的捐赠行为.研究发现,高管预期离任发生当年,企业捐赠行为会显著地增加,且在董事长子样本中更加突出.研究还发现,预期离任会加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捐赠.在高管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权力过大加重代理问题,更能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导致预期离任与当年企业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加强,而当公司位于儒家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时,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高管克己复礼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会显著减少捐赠行为方式的利益输送.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丰富了有关高管变更经济后果、企业捐赠行为机会主义动机的研究,为高管变更引发的代理冲突治理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指导.     

融资融券抑制了高管减持带来的不利影响吗——基于真实盈余管理研究视角

文章以200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制度是否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减持。研究发现:融资融券通过减少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减持强度越小,抑制效果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的产权性质不同,融资融券的调节作用也不尽相同。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融资融券制度主要是一种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影响管理层在资本市场的行为来影响其对公司的管理行为,丰富了对融资融券制度的研究,加深了对融资融券制度的认识。研究结论揭示了融资融券抑制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进而抑制高管减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真实盈余管理方面,规范了高管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对于进一步认识融资融券的外部治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权力视角下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失效问题研究

由于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上市公司高管可能会架空内部控制框架而谋取私利。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对中国上市公司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动机进行了博弈分析。研究认为,证监会要加大对违规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高管的惩罚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会计师事务所应在执业中通过提高专业品行与素养取得客户信任,提高其竞争力;上市公司要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避免由于代理人的权力干预所带来的内部控制失效问题。     

审计师高管的关联关系与股价同步性

公司聘请以前的审计师(CPA)出任高管,特别是聘请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关联关系的前任审计师,一直为实务界和学界所关注,这类CPA高管所起的作用也饱受争议。文章从股价同步性角度,验证了高管的CPA工作经验和事务所关联关系的作用。结果发现,高管的CPA工作经验,有助于公司的信息披露和高质量信息的生产,有利于公司异质性信息的产生,导致更低的股价同步性;相反,事务所关联降低了公司的信息质量,不利于异质性信息的产生,最终导致更高的股价同步性。在控制了审计师意见和应计盈余的中介效应后,两类审计师高管的作用减弱。横截面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分析师跟踪少、小所审计、管理层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公司,两类高管的作用更为突出。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公司薪酬契约透明度及治理效率,但同时增加了公司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对于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通过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对薪酬水平、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观测我国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后果,并进一步观测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信息披露政策抑制了高管薪酬水...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管理层集中的决策自主权,弱化了外部对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强了管理层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影响董事会薪酬契约制定的能力,获得了更多与企业业绩不匹配的私有收益,从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或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面效应会得到抑制。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