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

该文首先简要分析了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银行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改革设想.最后,文章还对银行业的对内开放进行了讨论.     

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

本首先简要分析了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寸步提出了中国银行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改革设想。最后，章还对银行业的对内开放进行了讨论。     

转型时期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分析

当前经济学界针对中国银行业改革提出的两种方案,将产权制度改革与以发展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为重点的市场结构的改革割裂开来.国有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产权不明晰以及高度的行业垄断,而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建立则可以弥补国有银行的市场空缺,同时引入竞争.由此得出结论,两种改革方案并不存在冲突,而是一种近似的互补关系,对于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都是必需的.     

以邓小平对内开放理论为指导解决银行与民营企业的关系问题

在银企关系中，银行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这既有银行方面的原因，又有民营企业方面的原因，二者关系的不协调实质上是违背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内开放理论”的精神。因此，要解决银行与民营企业的关系问题，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对内开放理论，从改革入手，建立二者之间“双赢”的银企关系。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路径选择

对国有银行而言,需要一场艰苦的“采五色石以补苍天,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去进行银行体制的创新。     

印度的银行业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印两国的银行业具有很多相似性,但1991年的国际收支危机使印度的金融深化改革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印度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率、资本金充足率和赢利能力都有非常显著的改善。其改革的成功经验对处于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银行业极具借鉴意义。文章对印度银行改革的重点和机制保障做出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简述了印度银行业发展趋势及其改革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西班牙储蓄银行业改革分析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班牙储蓄银行由于过高的房地产业相关风险敞口而整体面临困境。西班牙政府于2010年11月和2011年2月先后推出两部法令对其进行重组。在西班牙央行的压力下,储蓄银行内部已经历大幅度重组,文章阐述了西班牙储蓄银行业改革背景及其改革进程,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西班牙储蓄银行业改革是推动行业恢复健康的良好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来看,其重组进程仍然相对缓慢,银行业前景负面,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影响西班牙国内信贷及经济复苏进程,并给财政带来更大的负担。     

中国境内金融市场的对内开放

现代金融以金融市场为基础。在计划机制的严重制约下形成的一些由中央行政部门直接控制的覆盖全国的金融市场不利于提高金融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也不利于中国境内金融的对外开放。面对加入WTO后的金融竞争,对内开放金融市场比对外开放更为重要。     

外资空降：中国银行业改革另一种思路

中国银行业改革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两个“两难”：一是效益与整体风险的两难，二是改革紧迫性和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难。外资对于解决这两个“两难”有着特殊关键的作用，是银行业整体改革三个步骤中关键的第一步。     

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然后在深入研究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着着探讨了作为发中国家的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为何改革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本文用一个国有企业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为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认为,在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就业决定受到管制的情况下,一些通常被认为有效的改革措施(如提高管理者固定收入和利润分成比率)反而会阻碍企业重构。另外,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产值份额越来越小,但其就业份额却仍然非常之大,这就使得政府更加强调国有企业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放松管制对于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和企业重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大改革视野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

我国的宏观调控一直建立在“可控性”的信念基础上。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二重的：第一重目标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第二重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后一重目标要服从并服务于前一重目标。“可控性”的信念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不相容,并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政策工具和相关经济参数的控制能力在不断衰减。宏观调控目标的多重性往往造成调控目标冲突、多变、调控滞后和调控结果失衡,从而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和经济不稳定。重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宏观调控理念、宏观调控目标和宏观调控架构的重构。当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要解决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和增加就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     

健康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改革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稀缺,目前又面临人口膨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挑战,如何正确处理土地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引导我国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分析了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并指出问题根源在于农地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政府在土地市场的垄断.进一步探讨农地制度改革的途径,目的在于打破政府垄断局面,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为城市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有利的条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地带性差异问题

地理学一贯重视的地带性差异同样可以用于讨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即在改革之初绕开了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大力推进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在非国有经济成分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获得了承受改革成本的能力之后才开始在1990年代的中期以后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空间上的过程则是首先在"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东部沿海地带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那里的经济迅速发展之后推动其他地带.这个模式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一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提供了大量的新增就业和政府税收,二是体制外增量弥补了体制内的减量,即国有经济释放出来的大量失业.但是沿海地带成功的模式在其他地带的实践却并不顺利,沿海地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压抑着其他地带的改革和发展.文章分析了沿海地带对资源和就业岗位的垄断,提出其他地带不能一成不变地按沿海地带的模式进行改革,其他地带改革的内容和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面临着双重失衡,即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的失衡和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本文认为,由于城市中存在许多不依赖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在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大城市中即使是非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也高于小城市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剥离城市户籍福利含义的单一改革政策会造成外来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最终导致大城市户籍控制加剧,使改革政策具有无效性。因此,应当改变单一地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享受城市福利失衡的改革政策取向,转而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研究

金融空间系统变化包括金融服务地理变化和金融资产地理变化.以省级行政区为地域单元,利用HI、HH指数和区域银行网点、银行资产与经济总量的地理联系率,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空间系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网点份额显著上升,北京、上海在国有银行地理格局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中部六省明显下降;网点空间分布模式由计划走向市场,越来越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一致;但历史形成的空间模式依然存在.银行资产地理变化较大,信用流动性增强,信贷、存款地理越来越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不一致;向北京、上海金融中心城市集中趋势显著,金融中心效应突出.银行业空间系统的变化提高了银行业的运营效率,但使不同区域的银行服务接近性和信用获得性存在较大差异,长期会加大区域发展差距.     

银行业服务外包风险重要性度量的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银行业服务外包风险的定量分析指标体系尚未建立。本文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主导的联合论坛出台的《金融服务外包文件》列举的风险类型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将11大类风险细化归类为30项风险事件,构建了银行业服务外包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本文综合考虑风险的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运用风险矩阵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种风险进行定量分析和精确排序,为识别银行业服务外包的关键性风险提供了定量的科学计算方法,为银行业服务外包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