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

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等方法,对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新型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呈稳步上升趋势,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均呈上升态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新型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态势,省际差异逐渐缩小,空间上呈东部、东北、中部、西部梯度分布格局;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其作用强度从人口素质、政府调控,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到对外开放度依次递减。     

长江上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发展对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分析了2008-2018年长江上游地区3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及协调发展程度.结果 显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整体水平较低,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升,且体现出由极化逐渐转向均衡发展的趋势,而工业集聚质量在后期发展滞后,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由轻度失调转向勉强协调,呈现多极化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位于高—高、低—低集聚区的城市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最为显著,呈现出以成都、昆明、攀枝花、重庆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明显辐射效应.     

基于耦合理论的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以江西省2012-2021年各项指标数据为样本,构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二者综合得分,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由低水平发展逐步向高水平发展演进,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态势;②江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耦合协调水平正良性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CRITIC法和熵值法综合权重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出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最后借助空间马尔可夫链和灰色关联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动态演变规律及其内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等级在空间上呈现“Z”型分布,大部分城市处于转型发展阶段。耦合协调等级的转移在地理上并不孤立,不同邻域背景对等级转移的影响不同。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演变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和应急通信能力等六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策略,以期为制定城市安全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及政策参考。     

我国实体城市土地-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科学评价城镇化过程中各要素发展的协调度是城镇化发展决策的关键。研究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趋势;面向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提出判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的参考值和分类评级标准;基于统一可比的实体城市地域客观划定城乡范围,利用弹性系数探究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实体城市视角度量协调度,人为影响较小,评价结果更加客观;此视角下2000-2020年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平均速度的比值普遍大于1;(2)结合历史数据、国家相关规划与政策导向,确定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判断的合理参考值为0.80;(3) 2000-2020年我国城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水平较高,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及特大规模城市整体均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大部分城市城镇化系统处于基本协调或轻度失调状态;(4)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趋向协调发展,东部和中部地区及大城市协调水平整体上升,东北、东部和中部地区,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基本协调的城市数量占比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和中等城市发生人口收缩,小城市人口流失现象持续存在。     

中原经济区“四化”发展动态效率分解及协调度测度

促进"四化"协调发展关系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局,通过对中原经济区5省2000—2011年间的"四化"发展效率的动态分析及对"四化"发展协调度的测度发现:(1)在考察期内,中原经济区内各省份"四化"发展动态效率处于上升阶段,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动态效率上升较快,城镇化、信息化发展动态效率滞后;(2)中原经济区各省份的"四化"发展协调度大部分处在协调且低效增长的阶段,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的"四化"发展协调度相对较好,安徽省的"四化"发展协调度上升较为突。因此,扩大城镇化建设的规模,提升工业化、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四化"发展动态效率,是中原经济区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耦合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障碍度模型考察2006—2019年我国中部地区78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及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特征。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发展呈从基本协调阶段向高级协调阶段持续上升态势,区域内省会城市基本属于高级协调—生态落后类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是制约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生态治理、产业结构是所有城市共有的主要障碍因子。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湖北省城市极化趋势减弱,安徽省和河南省城市呈两极分化状态,湖南省、江西省和山西省城市呈多极化特征。     

乡村文化旅游综合体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评价模型构建——以江西省为例

乡村文化旅游综合体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高级模式,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条新出路。本文引入乡村文化旅游综合体这种新的旅游业态,探索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构建两者间的耦合度评价模型,以确定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内部结构排序。通过对江西省11个地级市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南昌和九江2个市,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7214、0.7362,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赣州、吉安、上饶和景德镇4个市,耦合协调度都处于0.6-0.69之间,属于初级协调阶段;其余5个市,耦合协调度都处于0.5-0.59之间,属于勉强协调阶段。因此,政府应以旅游业为抓手,推进产业联动发展,进行差异化开发,实现旅游扶贫和就地城镇化,构建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从而进一步加强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物流发展水平耦合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水平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加快实现物流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区域规划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山东省17市的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水平的耦合程度,通过构建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获得相关指标权重,从而得到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物流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水平耦合程度稳步提高,但地区差异仍明显存在,物流水平由领先到滞后。两者的协调关系将直接影响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应进一步加强山东省物流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应用。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入手,构建协调发展模型,实证检验全国及三大区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规律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出现了积极的改进,但在各区域之间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σ收敛性检验则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并不大,且有收敛趋势。应以内涵发展为主、消除人口城乡迁移阻碍,控制农地过度非农化,巩固和提升我国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     

中原城市群产城协调发展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城融合"是地区人口、产业与城市空间协调发展的集中体现。以2000-2014年中原城市群地级城市的人口、产业、空间发展数据为基础,通过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以揭示城市人口—产业—空间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变化态势。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原城市群人口—产业—城市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波动变化,但整体波动范围相对较小。人口、产业、空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人口发展高水平地区集中于中原城市群西部和南部,产业发展高水平地区分布在中原城市群东北—西南轴线左上方,空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地区多分布在河南、河北部分城市。耦合协调分析发现,中原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明显低于长三角城市群,且协调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空间分布态势逐渐由中原城市群东北—西南轴线左上方向西北—东南轴线左下方转移。改变中原城市群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应以产促城,发挥区域人口规模优势,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加强区际联系,推动城市产城协调发展。     

基于耦合模型的福州都市圈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以福州都市圈各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福州都市圈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了各城市在2014-2021年物流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对福州都市圈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州都市圈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都市圈整体及各城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城市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是实现区域与城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深入剖析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耦合协调分析及GMM检验。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基本从初级耦合协调演变为拮抗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经济新型城镇化影响不显著,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整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2012年以后具有促进作用,社会、人口和空间新型城镇化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推动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基于2010～2018年京津冀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与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耦合协同与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均有所提高，耦合协调度也呈上升态势；从空间聚集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呈“M”型的正向分布，基本呈现“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从互动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据此，应多措并举持续推动生态环保综合协同治理；因地施策提升两者耦合协调度；强化区域内部合作，提升区域内部发展协调性。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关联研究

物流业与产业结构及城镇化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作用。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分别梳理构建西部地区2008—2020年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物流业三者间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利用ArcGis10.2软件从空间视角测度三者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观测值期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物流业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程度日益加深,从2008年的极度失调衰退渐渐转换为2020年的优质耦合协调,三者之间正在稳步实现协调发展并将持续保持一个协调发展关系。     

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度测度——以安徽省为例

以安徽省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1996-2011年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借鉴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镇化演进与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灰色GM(1,1)模型,对2015、2020年城镇化演进与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度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996-2011年,安徽省土地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均呈上升态势;城镇化演进与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度由1996年的0.4958提升至2011年的0.6682,年均值为0.5442,处中度耦合协调状态;2015、2020年耦合协调度预测值分别达到0.6985、0.7821。     

包容性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构建了包容性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变异系数法对指标赋权,分别计算出2005—2012年重庆市包容性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发展的综合得分和2012年中国西部各省区包容性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发展的综合得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下运用协调度模型对两者的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包容性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不断提高,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协调度较高,协调发展度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耦合机理研究

文章依据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战略思想,界定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系统探究了四者之间的耦合互动机理和规律,建立了四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模型,为我国同步推进“新四化”,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以及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提供了理论依据。     

沿海城市"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基于"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机理的分析,构建了"港口—产业—城市"三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沿海城市秦皇岛、唐山和沧州在2013-2018年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 显示,产业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较低,成为制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度较高,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互动作用关系;复合系统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港、产、城协调发展均处在由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河北省沿海城市需要在提高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优化系统内部协调机制,加强与其他城市联系等方面发力.     

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政策驱动效应——基于280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9—2018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核密度函数和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政策效应、空间分异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但是其政策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新型城镇化政策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就业率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应因地制宜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在注重顶层设计的同时,考虑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资源要素禀赋,制定具体的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从而有效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