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分析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揭示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1)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上升态势,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辐射模式由“圈层扩散”向“多核心轴带扩散”转变。(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长三角地区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且政策效应可持续5年,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城市的低碳治理将对地理相邻和经济相邻的城市溢出“制度红利”,且对地理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城市资源环境属性和绿色创新效率属性的影响,其在非资源城市和高效率城市中更为显著。     

地区绿色发展组态路径分析——基于TOE的理论框架

探寻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是有待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TOE框架,采用fsQCA和N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耦合对绿色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单一因素并非高绿色发展效率的必要条件;产生高绿色发展效率的组态有4条并可归结为3种类型,即以社会关注为主导的外部环境推动型,以政府注意力和技术创新所构成的技术—组织型,以技术、组织和环境所构成的内外联动型。其中,社会关注和技术条件在绿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区绿色发展道路中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可以为各地区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提升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5—2019年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人力资本集聚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增强;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试点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东中部地区及新一线及二线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优化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特质与房价——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

智慧城市是“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抓手,对于实现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164个地级市2004-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DID方法评估了智慧城市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房价上涨起到催化剂的作用,由住建部批准为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城市,房价水平...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01～2021年我国276个地级市为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强,在大型城市和中型城市较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信息产业供给端,政策试点通过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优化效应三种渠道促进城市创新;在信息产业需求端,政策试点通过提升新兴信息消费和淘汰落后信息消费这一优化信息消费结构的方式促进城市创新。鉴于此,各地应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在有序扩大信息消费试点范围的同时,因地制宜地落实试点政策,推动信息消费转型升级,并建立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多维机制。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将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本文使用2007—2018年中国17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不同人口规模、不同经济规模以及不同特征的城市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科技支出和优化创新环境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组态分析——基于TOE框架的fsQCA研究

绿色创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选择,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绿色创新绩效。文章以中国A股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TOE框架选取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以及6个具有代表性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了不同数字化转型条件下企业获得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条件组合。研究发现,高绿色创新绩效可归纳为雄狮型（数字技术应用驱动型）和群狼型（数字转型战略-数字合作环境共同驱动型）两种模式;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技术人才两个条件变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不同条件组态的殊途同归效应,主动适应所在地的数字环境条件,注重数字组织与数字环境的适配,从而有效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驱动因素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文章基于TOE理论框架分析视角研究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驱动因素,从技术特性、组织特性以及环境特性3个方面对可持续供应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为当前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驱动因素研究提供了学理性和实践性的参考。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渠道检验

本文以2010年中央推行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低碳城市试点对获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甄别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获批低碳试点城市能够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为正。对影响渠道的检验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渠道间接提升所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并未得到验证。     

TOE理论框架下的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组态路径

为了研究影响企业创新研发的前因要素,提升电子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本文基于TOE理论框架提出影响电子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多因素组态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沪深A股的165家电子制造企业进行组态路径分析。研究表明：创新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单个因素并不构成影响电子制造业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导致电子制造业企业高创新绩效的路径有四条,可归纳为“机会利用能力—非竞争地位主导型”和“数字技术应用—机会利用能力主导型”两条;导致电子制造业企业低创新绩效的路径有三条,可归纳为“企业竞争地位—非机会利用能力主导型”和“环境不确定性—非机会利用能力主导型”两条。本文的研究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引致企业高创新绩效与低创新绩效形成的复杂成因,以期为处于不同竞争地位的企业创新研发之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低碳发展?——基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及碳中和愿景的基础支撑,始终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对城市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7年1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智慧城市建设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具有异质性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碳吸收能力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途径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由此促进低碳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建筑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转型已成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文基于波特假说理论,选取我国2000—2019年建筑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碳排放权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政策对建筑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会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促进建筑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扶贫专项审计对脱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县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以脱贫质量为出发点,基于“免疫系统论”“空间效应理论”分析扶贫审计促进脱贫质量提升的机理,并以四川省61个原国家级贫困县2011—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扶贫审计有助于脱贫质量的提升,且扶贫审计在助力脱贫质量提升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提升了脱贫质量计量的准确性、厘清了扶贫审计促进脱贫质量提升的路径,为把握全过程扶贫审计的重点以及完善区域协同审计提供了参考。     

黄河流域绿色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绿色智慧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黄河流域绿色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下游—中游—上游”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且下游增速最快,极化特征明显;黄河流域绿色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但城市间的协同性仍需进一步提升;郑州、西安和济南等省会城市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烟台、威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和上游多数城市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兰西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为“净溢出”板块,山东半岛城市群为“净受益”板块,宁夏沿黄和呼包鄂榆城市群为“经纪人”板块,晋中和中原城市群为“双向溢出”板块;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强绿色智慧城市间的联系,信息网络差异则会抑制绿色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