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分析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揭示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1)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上升态势，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辐射模式由“圈层扩散”向“多核心轴带扩散”转变。(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长三角地区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且政策效应可持续5年，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城市的低碳治理将对地理相邻和经济相邻的城市溢出“制度红利”,且对地理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城市资源环境属性和绿色创新效率属性的影响，其在非资源城市和高效率城市中更为显著。     

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技术创新绩效综合评估

使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我国各地级市传统创新绩效和绿色创新绩效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型试点政策对地级市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绿色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绿色创新绩效分组回归发现,在高环境规制强度分组和高绿色研发投资分组政策发挥了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政策对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呈V字型分布,东部地区效应最为显著,西部次之。同时,政府财政支出力度越大,数字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创业活力越强的城市其政策促进效应越明显。据此,政府应持续推行创新型试点政策,并扩大试点范围,因地制宜,全面推动绿色创新发展。     

“近水楼台”抑或“点石成金”？——创新型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6年的城市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及试点政策矩阵（“点石成金”）,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与地理临近溢出（“近水楼台”）对照,得到创新型城市政策试点建设的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要素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随着政策联系的不断加强,空间距离的影响在不断弱化。样本城市群中,综合研发人员的投入缺乏针对性表现出不显著的特征,而政策上稀缺的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则由于投入的竞争性表现出显著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应进一步发挥试点政策的示范效应,兼顾试点城市的现实差异,强化政策的指引作用,实现城市创新发展。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溢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边界效应的视角

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空间计量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基于2003—2018年我国271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强、弱行政调节因子构建改进的空间权重,对创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入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之间创新溢出的影响,并对创新空间关联进行分解,以探讨行政调节对各个城市创新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促进作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也会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能够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会减弱其影响。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抑制了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在经济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行政调节产生的作用不大。各个城市各创新影响因素表现出的差异性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创新政策与协调实践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渠道检验

本文以2010年中央推行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低碳城市试点对获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甄别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获批低碳试点城市能够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为正。对影响渠道的检验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渠道间接提升所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并未得到验证。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将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本文使用2007—2018年中国17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不同人口规模、不同经济规模以及不同特征的城市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科技支出和优化创新环境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构建包括STIRPAT模型、调节机制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东部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传导路径,考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基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通过纠正资本错配、强化绿色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金融通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促进本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数字金融发展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出政策建议。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01～2021年我国276个地级市为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强,在大型城市和中型城市较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信息产业供给端,政策试点通过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优化效应三种渠道促进城市创新;在信息产业需求端,政策试点通过提升新兴信息消费和淘汰落后信息消费这一优化信息消费结构的方式促进城市创新。鉴于此,各地应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在有序扩大信息消费试点范围的同时,因地制宜地落实试点政策,推动信息消费转型升级,并建立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多维机制。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提升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5—2019年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人力资本集聚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增强；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试点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东中部地区及新一线及二线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优化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低碳城市与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影响

基于200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双试点城市相比，双试点城市显著促进了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低碳城市单试点政策和创新型城市单试点政策相比，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能够协同提升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且先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再成为低碳城市试点能更有效地促进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双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地区财政支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双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验证了低碳城市建设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协同促进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于未来试点政策组合和引导制造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本文依据生产网络理论，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及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级市四位码行业层面创新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与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内规制行业创新水平，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对该政策创新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相对上游行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下游行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这一生产端冲击引发的创新溢出主要通过产成品价格和生产率传导实现，且将议价能力强、与下游行业关联紧密的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更有助于发挥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在“双碳”背景下，本文为评估减排政策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对未来稳步推进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城市绿色交通碳治理效果评估——来自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是现代化交通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验证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碳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存在环境政策红利，降低了城市人均碳排放，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试点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属地和邻近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均具约束力，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政策降碳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小规模城市、高铁未开通城市、交通运输劳动力低投入城市和交通运输规模小的城市更明显。为此，要建立健全低碳交通运输制度体系，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扩容，推广应用交通领域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市际交通领域碳治理协作。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先行示范区,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聚集地。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识别知识产权保护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高科技行业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传统行业企业,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宽带中国”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利用2011～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估计法考察双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表明：双试点城市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这种促进作用因地区分布、资源禀赋、城市规模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机制分析发现,双试点城市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居民消费和互联网发展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协同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单试点,双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强,并呈现出显著的协同作用。因此,应有序、合理扩大试点城市规模,加强政策协同与联动,因地制宜推动政策实施,推进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且这种提升效应在东部和南方地区以及大城市更为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机制;信息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关系。为此,应积极推进数字生态赋能创新发展,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空间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我国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考察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情况,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可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也有助于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较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原、长江中游等内陆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应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营造绿色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跨区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信息消费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信息消费是中国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信息消费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就业效应、产业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化程度、技术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有利于提高信息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外，信息消费试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规模城市、东部区域和高行政级别城市中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国家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溢出效应实证分析与对策建议

结合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研究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显著带动了周边非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有效溢出半径达700千米,最优溢出距离在500千米处,溢出效果呈倒U型趋势。由于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具有明显差异性,导致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不同,存在异质性。有效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非中心城市发展,北京、上海重点在于充分释放科技创新能量,广州、成都等关键在于与周边联动释放科技创新效应,郑州努力方向在于蓄积并提升创新势能。同时,显著扩大国家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空间溢出的规模效应,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家中心城市空间布局。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测算2003—2017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分析了城市GTFP的时空演进,检验了城市GTFP的空间相关性,并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城市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GTFP呈现增长趋势,总体呈现“南(偏西)-北(偏东)”格局,城市GTFP标准差椭圆整体向西北方向发生了偏移,技术进步在提升中国城市GTFP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城市GTFP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促进邻近城市GTFP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抑制邻近城市GTFP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分别存在“竞相到底效应”和“污染泄漏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