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且在东部地区的积极效应更突出;基于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双重门槛特征,当数字经济指数位于第一、二门槛值之间时,其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促进地区创业,进而驱动城乡协调发展。因此,新发展阶段应该积极推动数字经济深度改革,在扩张规模的同时注意防范化解潜在风险,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教育投入、服务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机制分析

改善城乡二元化格局,拉动农村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倒“U”形,服务业发展对其影响为正“U”形。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门槛模型表明,当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跨越单重门槛值时,两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显著提高。从中介效应的影响机制看,两者通过政府管理效应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经济效应、人力资本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分配公共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措施。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后发城市经济追赶——基于城际创新合作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专利申请微观层面数据和212个后发城市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影响效应,并从城际创新合作视角探析该影响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缩小后发城市与先发城市的相对经济差距,而且促进了后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水平、地理区位等追赶情境差异均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经济追赶的助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城际创新合作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重要渠道。并且,城际创新合作机制呈现出普惠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特征,从合作城市看,不论与先发城市还是后发城市进行创新合作,均能促进后发城市经济追赶,而从创新类型看,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合作而非策略性创新合作助推后发城市经济追赶。     

数字经济、家庭创业与行业收入差距——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共同富裕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U形影响关系。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关系在男性劳动群体、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显著，但是在女性劳动群体、国有及事业单位中则不显著，与第二产业负相关，与第三产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创业水平在数字经济与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关系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浙江省2013年-2019年的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首先采用耦合模型测度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过程,然后拟合了一般线性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程度,最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促进...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得地区快速取得竞争优势,而创新活动的顺利展开需要有一定的创新资源投入,财政分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因此可以充分发挥财政分权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但是地方政府资源投入的高效性、中央政府监督的有效性、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等均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会有所缓解,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决。文章从数字经济角度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确实可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且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跨越门槛值之后,对于创新效率的作用力度增强,更有利于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数字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差距：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可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且这一作用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会因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不同表现出异质性，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和劳动力结构优化是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路径，即数字产业发展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而间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据此，应以推动以数字产业发展为导向，以强化技术创新研发为抓手，以优化劳动力结构为重点，以强化区域协同互动为支撑，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伴随数字技术应用逐渐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成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新赛道”。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生产要素密集类型的产业链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链>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存在基于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据此，提出加快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共同体，以期为政府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增长收敛视角的分析

经济增长收敛是协调区域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基于经济增长收敛分析框架,使用全国267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探析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并加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改善资本要素错配情况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时呈现明显的地理空间差异和政府财政能力差异,对西部、北方、非沿海城市和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效应更加显著。应继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并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间接效应小于直接效应;(4)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存在边际效应减弱的趋势,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基于2011-2019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减少碳排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提升城市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两条基本路径;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还受市场化程度与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分别呈现出“倒U型”、“倒N型”趋势;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城市群及非城市群地区具有异质性。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借助数字经济实现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正向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对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不同细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构建全方位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融合效能;聚焦重点领域,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创新;聚焦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9年的统计数据，以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为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维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门槛维度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值到第二门槛值时，数字经济作用农村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从空间溢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增值税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优化财政分配格局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差异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化，本文以2016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作为地方财政激励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市县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特征。对于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财政激励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城市，财政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机制证据表明，财政激励通过加强税收竞争和扩大政府投资两种渠道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激励推进了城市共同富裕发展进程，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的主要表现。本文不仅拓展了税收分成的经济效应研究，而且从财政激励角度廓清了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成因和内在机制。本文结论为新发展阶段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了经验参考和决策方向。     

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如何影响财政透明度?——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财政透明是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和政府行为视角，提出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着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而利用2013—2019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并对其进行了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拓展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且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扩大基建投资等降低财政透明度，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财政透明度，而土地出让单价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财政透明度的作用中具有不同效应；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测算的2012—2018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分别通过扩大增值税规模、增加个人所得税规模和提升经济开放水平,从而强化财政分权。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强化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强化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缓解财政空间收缩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2010～2020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是通过财政收入增加和财政支出增效两个渠道来实现的；在儒家文化浓厚、城市等级较高、地形坡度较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基于此，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财政建设、优化外部环境布局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缓解财政空间收缩问题。     

公共不动产配置差异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

将文化与医疗卫生、教育、生态、交通类公共不动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在数量配置的基础上对医院、高等学校、公共图书馆引入质量调整，并综合测度城市公共不动产配置差异。基于2015—2019年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分析公共不动产配置差异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公共不动产配置差异会扩大城市经济差距，其中，交通、文化与医疗卫生、生态类公共不动产配置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其影响会因沿海特征、地理区位、人口流动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数字经济会增强公共不动产配置差异对城市经济差距的正向影响，且其调节效应会因城市的异质性而存在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