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职能分工演进与产业网络的互补性分析

本文利用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10%的从业人员抽样数据系统考察了京津冀城市群10余年来职能分工演进的主要特征,并就产业网络的互补性开展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职能演进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在产业网络分工上,京津冀表现为典型的双中心格局,北京为服务业职能,天津则主要承担资本和技术型制造业的职能,这种分工的格局不断发展强化了京津冀的中心—外围发展格局,2000年以来,京津冀城市群产业职能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潜在的城市经济互补性有所提高,其中制造业整体表现为同构性演化,而城市间的服务业横向联系在加强。     

中国城市群产业分工的影响因素及发展对策北大核心

城市分工明确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城市群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间产业分工由以工业水平分工为主,向以工业垂直分工为主,再向以功能分工为主演进。作为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分工的高级阶段,城市功能分工具有产业依赖性、规模等级性、时空动态性三个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与外围城市生产制造功能之间的分工、核心城市高新技术生产制造功能与外围城市低技术生产制造功能之间的分工、核心城市高技能生产性服务功能与外围城市低技能生产性服务功能之间的分工三种基本形态,并受到生产成本差异、通信技术进步及应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聚经济、行政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促进中国城市群内协调高效发展,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要推进城市群发展规划立法保障。     

中国城市群产业分工的影响因素及发展对策

城市分工明确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城市群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间产业分工由以工业水平分工为主,向以工业垂直分工为主,再向以功能分工为主演进。作为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分工的高级阶段,城市功能分工具有产业依赖性、规模等级性、时空动态性三个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与外围城市生产制造功能之间的分工、核心城市高新技术生产制造功能与外围城市低技术生产制造功能之间的分工、核心城市高技能生产性服务功能与外围城市低技能生产性服务功能之间的分工三种基本形态,并受到生产成本差异、通信技术进步及应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聚经济、行政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促进中国城市群内协调高效发展,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要推进城市群发展规划立法保障。     

创新集群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地理格局从产业集群转向创新集群，传统以地理距离为边界的区域发展格局被逐渐打破，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技术互补关系逐渐成为主导。本文运用技术复杂度和城市间技术互补指数对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进行重新识别，并对互补性技术体系下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特征；中心与外围城市间技术互补促进了创新集群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结构呈现从技术竞争向技术互补的转变，中心与外围城市技术竞争对创新集群经济增长收敛具有抑制作用；外围城市协同式创新水平和倾向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互补程度。这些经验证据的政策含义是转变区域发展思路，实现从以地理半径为导向到以技术半径为导向的逐渐转变，增强城市间、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外部城市的技术互补，赋能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实现城市间技术分工与合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

高质量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方向和主线.通过构建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2011～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其内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各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贡献存在差异.其中,经济发展开放性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贡献呈现...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表现与对策研究

人口集聚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凸显了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问题研究的重要价值。依据2000～2020年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及其内部圈层的人口集聚特点,发现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人口集聚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特征,有近一半的常住人口生活在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主的第一圈层城市,且科技人才和普通劳动力的集中化趋势明显,具有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制度差异、高等教育资源匮乏以及地方过度竞争等,应采取跨境治理机制法制化、创新人才合作模式和精准城市产业定位等政策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的建构讨论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五大战略定位,充分释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价值,破解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的难题。立足于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城市群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揭示城市群问题的产生根源,为破解城市群治理难题提供思路。遵循认同治理,跨境治理和智慧治理的理念,从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的形成机制出发,结合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构建了一个包括产业体系、空间格局、生态体系和治理效能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同时从整体性和智慧化的角度提出治理效能的评价标准。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联系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定量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联系强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严重,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城市间的联系以京津为中心,向外依次减弱,外围城市间的相互吸引力明显不足,城市间的联系度普遍偏低。认为应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实现城市合理分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区域交通一体化体系,成立政府协调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     

粤港澳大湾区及扩展区创新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活力最强、科技创新资源最集中、新兴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是参与全球产业和科技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运用2000-2017年的专利数据,从整体差异、时空演变、创新联系、空间相关四个维度研究粤港澳地区(大湾区及其扩展区)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态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创新产出、创新投入、开放度、产业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五个方面探索创新产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粤港澳大湾区及扩展区创新产出呈"核心—外围"格局;②粤港澳大湾区"港深广佛"创新联系走廊凸显;③粤港澳大湾区及扩展区创新产出水平呈空间正相关性;④创新投入和开放度水平显著影响创新产出;⑤粤港澳大湾区及扩展区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性。     

城市专业化分工中的高铁效应

城市专业化分工是区域分工合作的表现形式。在高铁建设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我国城市专业化格局出现新的特征,高铁成为影响城市间专业化差异的重要因素。分析了2008-2014年全国城市专业化水平的空间特征,利用DID模型识别了城市专业化水平演变中的高铁效应,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对比分析高铁城市的专业化影响因素的变化。研究发现:(1)全国城市专业化水平普遍提升,且主要集中在高铁网络较为完善的"四横四纵"地区内。分布模式由缺乏明显临近关系的参差分布转向高水平相对均衡分布;(2)高铁对城市专业化分工有正向影响,且系数大小与城市规模成U型关系;(3)高铁的影响力度增强,连通性和中心性对城市专业化分工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条件影响力度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影响减弱;(4)巨型城市具有独特性,经济与高铁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相关。     

高速铁路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业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交通运输,高速铁路作为新兴交通方式,降低了出行成本,缩短了旅行时间,扩大了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范围,由此改变了旅游者的空间选择,增强了旅游经济联系,改变了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而引起了区域旅游空间的重构。高速铁路建设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旅游可达性呈现出以广州、深圳、东莞等为中心,向东西两侧逐渐减低的圈层式空间分布特征;能够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呈现出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为核心,以佛山、中山、东莞、珠海和江门为辐射区域,以惠州和肇庆为边缘区域的态势;可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使其旅游空间结构呈现出多极网络化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适应台风气候的韧性空间策略

台风是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主要区域性气候灾害之一,面对台风灾害的不确定性和周期性,构建主动适应的韧性安全观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949-2017年间的135个相关台风路径数据,发现湾区台风风险由珠江口东岸向内陆地区递减。粤港澳大湾区应从区域/城市群、城市和城镇/社区三个层面构建湾区韧性体系。区域/城市群层面着眼于空间均衡发展和分级管治;城市层面提升生态安全格局和工程防御韧性;城镇/社区强化学习和自组织能力。同时,建立城市群协同治理机制,围绕台风的季节性特征制定周期性强韧方案,从而有效提升城市群应对台风灾害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     

东莞先进制造业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力研究——基于钻石模型和熵值法

粤港澳大湾区除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外的9个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惠州、江门、中山、肇庆),在制造业发展方面都有一定优势,各城市产业发展如何定位,如何进行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研究东莞先进制造业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其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戴德梁行：新实践 再行动——202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更新发展报告（系列之二）

<正>在戴德梁行发布《新实践再行动——202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更新发展报告》中，聚焦粤港澳大湾区9+2城，从区域城市更新的概况，9+2城的特征和实践，以及规划方向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大湾区不同城市间城市更新的发展状况和体系差异，并由此展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更新的发展趋势。本刊摘选报告部分内容予以刊登，本期分享广州、深圳城市更新情况。     

航空物流与粤港澳湾区经济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航空物流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区域经济为航空物流提供基础支撑,推进航空物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09~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和湾区城市发展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航空物流与粤港澳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现状。研究表明航空物流和粤港澳湾区系统处于较高水平耦合,两系统也呈现逐渐协调的状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发展现状,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机场群合理分工、差异化定位;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组织协调;完善地面综合交通体系;发挥人才、信息技术在大湾区机场群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措施,推动航空物流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仲裁制度探析

2017年7月,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粤港澳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由此,更进一步推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本文中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珠三角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大湾区大量的民商事往来活动必然引起的财产权益、人身权利、环境权益纠纷等。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与启示——基于两级行政区分层数据

研究目标: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目标为背景,分别从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两个角度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研究方法:空间统计学中的Moran’s I检验、局部Getis-Ord G统计量等,并构建分层空间计量模型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总体呈中间"高-高关联型"高水平匀质分布,周边"低-低关联型"分布的"山峰状"空间格局。经济密度的内部差异呈中度水平,但有明显的逐年缩减趋势。经济密度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空间中"高-高关联型"地区范围扩大,热点区域及热点区与次热点区的经济密度差异已有所缩减,但冷点区域的经济密度没有跟上其他区域经济密度的发展。影响因素中要素的投入密度差异解释了各地区经济密度差异的绝大部分。R&D资本投入系数结果说明近年城市科技创新要素投入在下辖地区间的影响更加广泛、均匀,但两层面创新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为正。除了城市处在大湾区内的区位因素外,下辖地区处在城市中的相对区位也是影响湾区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与非大湾区城市紧邻地区的经济密度虽显著低于其他地区,但其增长速度和产出效率并未低于其他地区,T-检验和模型结果都显示围绕海湾...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回顾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与合作历程，粤港澳大湾区对支撑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制度基础的互联互通、城市间金融的差异化供给、金融资源对接是未来粤港澳金融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应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优势，把握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发展。     

功能分工、经济集聚空间溢出视角下城市群多中心性研究

伴随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效应。具体而言,当城市群处于单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极化效应显著;当城市群为多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利用2015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截面数据,建立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为单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水平较低;珠三角城市群处于单中心向多中心模式的过渡阶段,发育水平较高;长三角城市群为多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最为成熟。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角度来看,应促进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进而推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广州提升科技创新枢纽能级的机制与路径

<正>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逐步推进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发展，大湾区内地“双区”建设、“双城”联动，广深两地核心引擎作用凸显。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和大湾区科技创新枢纽，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力最强，联系度也最高。广州通过增强科技创新集聚力、整合力和辐射力以提升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中枢纽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