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基于2003～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区域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单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单中心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单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会因地区和城市特征不同表现出异质性,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碳排放强度的U型关系更明显。鉴于此,应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强化中心城市集聚溢出效应;各省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积极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推进产业合理布局。     

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空间利用效率,本文利用数据包络(DEA)分析方法测算我国227个地级市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并建立分析模型,验证城市规模、空间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财政推动土地非农化导致城市规模扩张,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城市化导致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这降低了城市空间利用效率,进而使得碳排放强度上升。我国可以通过纠正这种扭曲,提高空间利用效率、节约能源、降低碳排放强度从而达到减排目标。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超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空间结构布局是城市综合发展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对于规模巨大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是如此。目前，中国部分超特大城市实施多中心策略，其是否满足生态城市的建设需求值得探讨。基于2005—2019年中国超特大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社会网络法测度城市多中心程度，实证考察大型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其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超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程度对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呈现先增加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对拐点进行分析发现，多数超特大城市处于提升多中心程度将促进碳减排的阶段。机制分析说明，城市多中心程度通过城市创新影响碳排放，城市公路设施水平则负向调节城市多中心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

研究目标：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碳排放水平;金融业专业化集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本市或相邻城市均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显著提升了相邻城市碳排放水平;大城市、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从而导致其碳减排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创新：区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价值：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破解“稳增长、促减排”两难困境,有效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城市流强度时空动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十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进行时空动态比较,考察陕西省城市外向服务的空间差异和产业间结构,并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城市流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城市流强度"一市独大",但综合服务能力不够强;其他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值较小,专业化优势不明显;第二产业对城市流强度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三产业;各城市产业影响的水平效应差距较大。提出中心城市应着力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其他城市则应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着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各城市均应挖掘城市特色,发展第三产业。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双碳”目标下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影响路径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效应及间接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直接效应看，网络舆论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从间接效应看，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发挥了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网络舆论可以经由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三条路径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中西部地区网络舆论影响碳排放的三条路径均显著存在，而东部地区主要通过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两类独立中介效应降低碳排放强度。因此，应加强对网络舆论的重视并进行合理引导，强化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的协作，加强不同区域间的联动，以有效发挥网络舆论的碳减排效应，推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与碳排放

在阐述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影响碳排放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水平不断降低，碳排放量最大的地区集中在西北地区，最小的地区集中在北京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科技创新对地方政府竞争驱动碳减排存在门槛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区和不同的产业发展水平下，地方政府竞争与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性。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趋良竞争”，强化科技创新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推动产业升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政治治理制度和土地制度,从理论上系统剖析土地资源错配对碳排放效率的内在影响逻辑,在此基础上借助Super-SBM模型对中国273个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综合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资源错配抑制了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且这种负向作用在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扭曲财政支出结构、阻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是四条重要的传导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和财政压力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抑制作用,而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则弱化了土地资源错配的负向影响。     

中国锂产业的产品空间结构与产业升级

文章从产品空间结构视角入手,采用产品空间理论,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验证中国锂产品空间结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探析中国锂产品空间结构的调整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中国锂产品空间结构具有异质性,产品密度与比较优势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产品发展初期,产品密度对比较优势的变动呈正向影响,当达到阈值后则转为负向影响。中国锂产业升级要把握好产品密度对比较优势变动产生的影响,积极寻找高密度、集中于核心区域的产品作为下期比较优势产品的重点培育对象,实现优势产品的良好发展,调整锂产业的产品空间结构,为推进我国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2012—2019年我国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第二，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发现数字经济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国家审计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基于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2006—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国家审计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国家审计能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国家审计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对动能转换、结构升级、发展效率、节能减排、成果分享五个方面作用机制影响的综合反映,且对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成果分享的作用效果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II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国家审计有助于促使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但对周边城市却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I型及以上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国家审计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均未产生明显影响。结果表明,强化国家审计功能、推进跨区域协同审计,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分析

深入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利用1990年--2009年统计数据,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等对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量影响不显著;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正向影响因素,且其贡献率也最大;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负向影响因素,其对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国城市金融集聚的空间福利后果研究

金融产业发展会受外部规模经济的影响，存在鲜明的集聚特征，造就了金融中心城市和非金融中心城市的分异。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资源会向金融中心城市聚集，并会对中心和外围区域的福利产生不同影响。在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外部规模经济，模拟金融产业的地理分布演化及其带来的福利影响，模型推演证明：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金融业会向中心区域集聚。与此同时，中心区域的福利状况会随着集聚不断改善，而边缘地区的福利状况则因规模经济与贸易成本不同而存在不确定性。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以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城市金融部门存在轻微的规模经济，并以面板回归和空间计量方法验证了在只考虑距离摩擦的情况下，金融集聚对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均存在福利改进，但过高的制度成本会阻碍金融中心溢出效应的发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优化各地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制度成本，更好发挥金融中心的作用。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碳中和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被提上日程,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亟待探讨。选取2014—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的中介路径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和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异质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绿色创新水平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而产业数字化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呈“U”型变化。     

资源依赖、政府效率与经济发展质量

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主要城市的独特调查数据，考察资源依赖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并探究这种影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传导。研究发现资源产业依赖显著降低城市的政府效率，异质性检验显示资源依赖对小城市政府效率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大中城市，在低制度质量城市资源依赖对政府效率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超过一定制度临界值负向效应不再显著，以人均用水量作为资源依赖工具变量的分析显示基准回归结论比较稳健。最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表明，资源依赖通过政府效率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高管薪酬粘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形成未来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领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我国2014~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薪酬粘性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引入股权结构建立交互模型,探究股权结构对于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粘性能够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但是股权集中度会削弱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股权制衡将正向调节二者关系;进一步引入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在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下,高管薪酬粘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面板数据，构建基于Feder思想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高技术产业贡献的空间效应，并对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产业存在显著空间扩散效应；港深莞惠都市圈和澳珠中江都市圈高技术产业直接贡献呈现显著空间扩散效应，间接贡献分别呈现空间回波效应与空间扩散效应。此外，基于研发投入的直接贡献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突破第二门槛值时，直接贡献的正效应由强变弱；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贡献具有单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高级化突破槛值后，高技术产业间接效应才呈现显著正效应。据此，应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高技术产业的空间扩散作用，提升周边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高技术产业与非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波特的产业竞争优势"钻石模型",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点,深入分析影响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搭建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从产业基础、产业市场需求、产业关联、产业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定义模型各个因素变量和指标。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基础和产业市场需求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最为显著。在此基础上上,提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基于2011-2019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减少碳排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提升城市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两条基本路径;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还受市场化程度与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分别呈现出“倒U型”、“倒N型”趋势;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城市群及非城市群地区具有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