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促进消费升级与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两项重要发展战略。本文采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从需求侧角度探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可显著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估计结果十分稳健。机制分析显示,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激发城市市场主体创新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主要通过扩展边际的路径实现。异质效应分析表明,消费结构升级主要促进中、低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出口质量提升,且主要促进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出口质量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内高收入地区。政府应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动能,通过消费升级来优化生产结构,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这一促进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企业创新能力比工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和供应链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基于此，应当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制定差异化发展机制，精准布局行业创新升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期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提振区域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均正向影响区域经济韧性。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驱动区域经济韧性提升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在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此，应推进经济数字化改造，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集聚，筑牢经济发展根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网络，驱动地区均衡发展，为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提供参考。     

如何提升出口企业生产率? ——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文章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背景,使用2000-2006的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Download Tariff Facility以及WITS数据库,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提出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三种渠道:技术进步效应、价格效应以及自选择效应,进而做了中介检验。检验结果表明,TPU下降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且通过增加新产品的产值和出口产品种类、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提升企业生产率。因此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应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扩大国际投资、选择多个出口市场,从而提升自身生产率。     

大数据治理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中国战略下,推进数字产业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大数据治理对数字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大数据治理促进了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扩散对相邻城市和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大数据治理对中部地区城市和城市群城市数字产业的作用更为显著;创新产出、技术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是大数据治理影响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推动大数据治理的产业价值挖掘,建立健全大数据治理统筹协调机制,优化数字中国整体战略布局,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国家审计治理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其功能作用的发挥势必会对企业生产、出口行为以及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治理可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纠正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偏好等机制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该结果在更换核心变量指标、消除异常值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较为稳健。国家审计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探讨国家审计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不仅可以为促进国家审计效能有效发挥提供更为可靠的微观证据,而且对于提高企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并购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分析跨境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跨境数字并购显著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跨境数字并购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具有动态性,表现为第一年不显著,第二年和第三年具有积极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逆向跨境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的积极作用大于非逆向。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生产率效应、竞争力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是跨境数字并购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基于此,应加大对数字并购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税收信息化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吗

金税工程三期是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对全面落实“以数治税”智慧管理、规范数字经济企业纳税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基于金税三期政策在全国推广所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0年A股数字经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税收信息化对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显示,金税三期上线后,税收信息化建设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纳税遵从;机制检验表明,税收信息化通过提升数字经济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进而提高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外部审计质量偏低的情况下,税收信息化对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此外,相较于数字经济国有企业和数字产品制造型企业,税收信息化对数字经济民营企业与数字技术应用型企业的影响更为可观。     

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探究

从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视角,探究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Koopman等（2012）的研究计算中国各行业国内增加值,一方面展现各行业国内技术含量的变化状况,另一方面又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行业特征数据,定量分析国内增加值比重（国内技术含量）变化的影响因素。经验结果表明,行业员工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外商投资企业比重越高,该行业技术水平提升越明显,高技术行业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增长高于其他行业,而加工贸易比重等其他因素均未显著影响国内增加值变动。在未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主要途径是依靠人力资本累积,支持出口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进行延伸,鼓励外资出口企业建立本土化研发机构以及促进贸易结构在区域上合理分布。     

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测算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协同集聚能够显著提升经济韧性水平；分维度看，协同集聚对抵御力和恢复力的提升作用显著。异质性研究表明，协同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强于东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强于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N型变化趋势。同时，提升人力资本是协同集聚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鉴于此，应提高协同集聚质量，促进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强化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     

数字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认识和利用数字金融以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数字金融视角，通过理论分析并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验证数字金融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减轻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渠道，这一结论在控制稳健性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可能存在的两条中介传导路径，一是数字金融微观上通过降低融资费用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二是宏观上通过促进要素市场发育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缓解效应在沿海地区和制造行业更加显著。一系列研究结论能丰富现有研究数字金融与企业融资困境的文献，为后续优化金融政策导向进而发挥自由市场竞争优势、多样化融资渠道提供参考。     

地方税收竞争、经济集聚与出口行为

经济集聚视角下合理引导地方税收竞争对促进我国出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地方税收竞争和经济集聚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机制,利用2000—2019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模型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税收竞争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行为,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动态变化特征。经济集聚关联效应表明,经济集聚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出口行为对地方税收竞争的敏感度,有效缓解地方税收的“逐底竞赛”,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为强烈。因此建议合理引导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竞争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资本、技术和人口等空间集聚,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     

产学研合作、集聚效应与企业创新质量

产学研合作能够产生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2020年制造业联合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创新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产学研合作对创新人才、创新资本集聚效应提升作用更显著;高技术行业对于创新人才集聚效应较强,对创新资本集聚效应的影响低于非高技术行业。研究结论对制造业等实体企业如何开展高质量创新活动及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补贴、市场竞争与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政府补贴这只"看得见的手"以及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二者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的是抑制效应,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的是促进效应。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政府补贴对外资企业并没有形成抑制效应,而竞争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未产生促进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抑制效应的机理是:获得政府补贴(生产成本降低)→低价格竞争→低利润发展模式(对生产性政府补贴的依赖)→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内生动力缺失。而竞争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促进效应的机理是:行业竞争→企业创新研发→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内生动力的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服务业就业?——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推动产业变革和要素重新配置的重要引擎。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就业产生了“倒U型”影响,且在女性劳动力、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基于细分行业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双重视角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高学历劳动力进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与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的就业概率,并提升了低学历劳动力进入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就业概率。鉴于“倒U型”影响和当前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就业的现实,中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和加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科学协调服务业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产业集聚有助于推动僵尸企业处置吗？

僵尸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疾、国内大循环的梗阻,也是产能过剩的根源,如果处置不好,将对构建供给需求动态适配的新发展格局产生不利影响。有别于既有基于政府强制破产清算以及市场化改革推动僵尸企业处置的研究,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切入,探讨产业集聚外部性对僵尸企业处置的影响作用以及中间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面板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城市平均坡度作为城市产业集聚的工具变量,系统探讨城市产业集聚对僵尸企业的形成、复活以及退出的影响作用以及中间机制。结果发现,城市产业集聚显著降低城市僵尸企业数量与资产占比,对僵尸企业处置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的僵尸企业处置作用表现出显著的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年龄异质性,对非国有僵尸企业、规模较大僵尸企业以及年老僵尸企业的处置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产业集聚对僵尸企业的处置是通过预防新僵尸企业形成、促进僵尸企业复活以及退出市场三条渠道实现的。此外,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外部性作用显著降低城市金融资源错配,这一机制在以上三条渠道中均显著;产业集聚通过技术外部性发挥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并且通过这一机制促进僵尸企业复活;产业集聚通过补贴效应的发挥不利于僵尸企业的退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促进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完善集聚区企业信息披露机制;减少集聚区政府补贴,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市场化手段淘汰僵尸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