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山东省各城市2000—2018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apio脱钩模型、障碍度模型,分析山东省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结果显示：2000—2018年山东省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逐渐上升,低碳发展水平则呈现前期下降、后期上升趋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总体由基本失调转向基本协调上升。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的脱钩类型普遍为强脱钩、弱脱钩,两者间存在负向作用。环境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低碳资源、低碳消费是制约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障碍因素,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R&D投资占GDP比重、森林覆盖率等因素需要重点关注。     

基于耦合理论的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以江西省2012-2021年各项指标数据为样本,构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二者综合得分,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由低水平发展逐步向高水平发展演进,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态势;②江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耦合协调水平正良性发展。     

长江上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发展对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分析了2008-2018年长江上游地区3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及协调发展程度.结果 显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整体水平较低,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升,且体现出由极化逐渐转向均衡发展的趋势,而工业集聚质量在后期发展滞后,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由轻度失调转向勉强协调,呈现多极化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位于高—高、低—低集聚区的城市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最为显著,呈现出以成都、昆明、攀枝花、重庆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明显辐射效应.     

任重道远: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看新型城镇化

随着新型城镇化阶段的到来,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实现新时期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民生与民权的重要内容登上历史舞台。从逻辑上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与制约关系,但实际情况表明: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直辖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镇化水平脱节;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例,10年来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没有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到来而稳步上升,却出现了与城镇化率明显的错位不协调与梯度差异,违背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序幕刚刚拉开,任重而道远。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18年数据,建立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PVAR模型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互动关系进行验证.结果 表明: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逐年提高,但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滞后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推进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互促关系...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耦合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障碍度模型考察2006—2019年我国中部地区78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及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特征。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发展呈从基本协调阶段向高级协调阶段持续上升态势,区域内省会城市基本属于高级协调—生态落后类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是制约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生态治理、产业结构是所有城市共有的主要障碍因子。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湖北省城市极化趋势减弱,安徽省和河南省城市呈两极分化状态,湖南省、江西省和山西省城市呈多极化特征。     

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度测度——以安徽省为例

以安徽省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1996-2011年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借鉴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镇化演进与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灰色GM(1,1)模型,对2015、2020年城镇化演进与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度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996-2011年,安徽省土地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均呈上升态势;城镇化演进与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度由1996年的0.4958提升至2011年的0.6682,年均值为0.5442,处中度耦合协调状态;2015、2020年耦合协调度预测值分别达到0.6985、0.7821。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CRITIC法和熵值法综合权重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出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最后借助空间马尔可夫链和灰色关联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动态演变规律及其内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等级在空间上呈现“Z”型分布,大部分城市处于转型发展阶段。耦合协调等级的转移在地理上并不孤立,不同邻域背景对等级转移的影响不同。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演变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和应急通信能力等六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策略,以期为制定城市安全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及政策参考。     

公共服务供给、空间溢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日趋增强。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医疗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抑制作用。进一步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三大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区域要基于公共服务供给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特点制定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包括优化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区域性医疗卫生条件等。     

数字物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通过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0-2020年的数据,在对数字物流、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再以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处于中度耦合阶段,协调度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人均GDP、物流业增加值和互联网普及率对协调发展水平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     

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同耦合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样本,选取评价指标综合评量城镇化及生态环境水平,构建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分析模型,实证检验该区域内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自2007年被确立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以来,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耦合度在0.96-1.00的区间波动,协调度呈S型上升趋势,由中度协调发展到了极度协调,实现了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良性耦合及高度协调发展。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城市营运体系涵盖经济系统、人口系统、金融系统、能源系统、环境系统与公共服务系统,新型城镇化应当是这六个子系统全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六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然后以全国30个省份与直辖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评价了六个子系统;利用耦合协调度指标度量各省市六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利用σ收敛检验准则各省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收敛情况;并进一步利用PVAR模型实证度量了六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解析了欠协调的成因。研究表明,中国省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较高,具有集聚性差异;经济越发达,综合实力越强的省份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2004-2012年间耦合协调状况并不具有收敛性。     

新型城镇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是实现区域与城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深入剖析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耦合协调分析及GMM检验。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基本从初级耦合协调演变为拮抗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经济新型城镇化影响不显著,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整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2012年以后具有促进作用,社会、人口和空间新型城镇化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服务这类软性公共服务供给影响不大,甚至还有抑制作用;对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这类硬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科学界定政府绩效考核的具体指标和内容,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江西省11市“四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以江西省2003-2012年11个地级市为例,对其"四化"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定量测算,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了"四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四化"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缓慢上升,2012年大部分地区属于初级协调及以下水平;"四化"各子系统的低水平发展导致"四化"耦合协调水平偏低;11个地级市"四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差异,但其差异在逐年缩小;固定资产投入、产业结构的优化、科技投入和教育水平对"四化"耦合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而金融支持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并不显著。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借助GIS和数理统计工具，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分析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行探索，为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内，各类用地面积呈现出“五减三增”的态势，城镇生活用地、工业生产用地和其他生态用地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其他五类用地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而生活用地和生产用地面积的扩张主要来源于生态用地面积的缩减。2.虽然研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关系较高，但总体来说耦合协调水平呈下降趋势，而且区域生态环境滞后问题严重，影响了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的高度耦合。研究结果揭示，加强对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提高森林覆盖率可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青海省区域创新效率与创新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首先结合相关理论建立区域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发现青海省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情况.其次建立区域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表明青海省区域创新环境综合得分不断提高,创新科技因子对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较大.最后在以上两部分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对青海省2003-2019年的区域创新效率与创新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青海省区域创新效率与创新环境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波段上升趋势.然后,分析影响协调发展的因素.最后,提出了改善青海省创新环境和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的对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效率、经济效益等方面有密切的关联,具有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机制与内在逻辑,构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全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全国耦合协调度后期与前期相比较为薄弱,这说明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还存在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因素。进而从行业自身要素投入、外部影响、环境政策3个维度提出了影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的5个理论假设,采用面板模型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得出资本投入、人力投入、环境治理与两业协同发展呈正相关,而环境污染与两业协同发展呈负相关,最后就增进两业协同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研究

探究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现状以及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对提高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至关重要。研究测度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状况以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基于熵权-TOPSIS模型、核密度估计法、重心-SDE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并探究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各省份之间新型城镇化质量存在差异且差异在逐渐缩小,空间上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并且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资源、创新能力的提升来实现的。     

县域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文章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2011-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和面板Tobit回归等模型，研究了县域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县逐步由失调衰退期迈向协调发展期，且多数县域已经发展至过渡调和期；处于失调衰退期的县域经济发展滞后，而处于过渡调和期与协调发展期的县域社会福利发展相对滞后；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呈现东南部和西南部最强、中北部次之、西北部落后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形成耦合协调度较高区域从东南和西南地区向西北扩散的空间演变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