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环境管制与绿色工艺创新

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主题.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激励辖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直接关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文章基于环境管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环境管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客观现实,并举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提升与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对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公益诉讼制度诱发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制

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中国生态司法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公益诉讼试点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公益诉讼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有效撬动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叠加的“杠杆效应”,而非单纯的“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公益诉讼制度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公益诉讼制度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度的绿色创新效应。本文丰富了法与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为“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最新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近年来广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09—2020年我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更显著,意味着企业的“避免环境监管处罚”动机能较好地解释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提高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对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加快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低碳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中国低碳试点政策诱发了地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绝对水平及相对水平;②相比于命令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市场型工具是低碳试点城市地方政府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有效手段;③从专利类别看,低碳试点政策更有利于推动地方企业在替代能源生产、能源节约以及废弃物管理相关技术领域的绿色创新活动,且相对于绿色发明专利,低碳试点城市地方企业更倾向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④从企业所有制类别看,低碳试点政策同时诱发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更高。研究结论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实施范围,建立灵活的市场型工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为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实现其环境治理功能过程中是否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2014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其对试点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奖励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与政府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处罚产生的约束效应是促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两种路径。研究结论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丰富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领域的研究。     

生态环境监管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轮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治理压力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督政”来“督企”的环境治理策略效果明显;制度环境优化能够保障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为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政府竞争能够增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影响,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竞争会削弱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大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生态监管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将地方官员动机、企业环保决策与高管工作经历置于同一研究场景,采用倍差法检验了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官员动机变化对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标准实施前,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显著低于其他企业。而新标准实施后,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程度则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在财政环保支出较低和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高管的"先天"公职经历企业样本中,官员动机增强对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效果更强。此外,政府给予此类企业环保补助可能是激励其投资减排的重要经济手段。本文以宏观政策实施来外生化地方官员环境治理动机的变化,有利于因果识别官员动机、高管工作经历与企业环保决策间的逻辑关系。其政策意义在于,中国环境治理的症结是地方官员动机的缺失,当中央环境规制能有效激发官员环保意愿时,高管的公职经历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     

地方政府创新驱动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企业生产率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南快北慢"的新态势,"南强北弱"的区域经济格局在持续增强。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的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创新能力的区域分化,而地方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与实施效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文章利用31个省份2008-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创新词汇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合并,考察南北方不同的政府创新驱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政府创新驱动与企业生产率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南方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创新更为重视,实施效果更好。其次,地方政府创新驱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取决于该地区的创新投入、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环境。最后,由于南方地区具有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活跃开放的社会创新思维和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南方地区的地方政府创新驱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助推作用更强。总之,文章从地方政府创新驱动的视角为缩小中国南北方经济差距提供了政策参考。     

国家创新型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建设目标下,不同的科技创新政策不断推出。以创新型国家建设为目标,2006年推出了国家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连同更早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成为助推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之举。文章在分析政策创新效应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呈现协同创新效应。（2）借助创新平台建设、政企关系改善、要素市场完善和服务环境优化等,创新型城市政策强化了创新型企业政策的创新效应;此外,通过为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增加税收优惠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措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和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呈现出协同创新效应。（3）借助自身资源基础,国有企业的政策协同创新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此外,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政策协同创新效应和福利效应更强。文章分析了国家创新型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为未来创新型政策组合设计、...     

环境信息公开与地区空气质量——基于PM2.5监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污染防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信息公开是有效协同治理的基础。文章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第二,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第三,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和加强环保投资水平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当前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传统环境规制政策虽然提升了企业被动性环境治理,但难以调动企业主动性环境行为,而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多期DID的方法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了绿色创新水平,而外部监管强度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对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强化绿色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上市公司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上虞模式分析

上虞是浙江省上市公司引领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唯一试点地区。文章阐述了上市公司对上虞经济创新发展和转型发展的重大贡献,探寻上市公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关系,通过上虞区域经济的样本,多层面解剖上市公司引领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研析地方政府支持企业上市和收购兼并的上虞范式,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为什么要构建成本负担机制?

一直以来,高昂的诉讼成本,已成为制约环保公益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诸多的现实障碍之一。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必须破解诉讼成本瓶颈,从政府层面构建有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科学合理的、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目的和属性相耦合的环境公益诉讼成本负担机制。梳理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我们发现,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为973651.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为947298.28元,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为10万元。三者相加达200多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好在泰州环保联合会最终胜诉,这三笔费用皆判由被告和上诉企业支付。其实,泰州环保联合会作     

文明的力量：文明城市建设如何助推企业绿色创新

在党中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背景下,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文明城市建设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相比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助推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的“倒逼”效应和政府支持的“补偿”效应。随着地区制度质量、企业资本储备和高管素质的提高,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经济后果方面,文明城市建设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绩效,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从微观层面补充了文明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拓展了文明城市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从理论层面为利用政策工具完善我国绿色创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信任重塑

环保负面舆论扩散、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环境满意度偏低等现象的存在均体现着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任流失。从政府可信任性和互动关系角度看,政府信任流失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环境利益的内驱力缺乏、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能力不足、环境治理成效偏低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性不强。重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信任,必须改革和突破陈旧的环境治理思路和模式,从加强地方政府对环境利益的重视、复合式环境监管模式构建和环保绩效考核实效性提高三个方面增强政府自身的信任度,通过有效互动构建良好的公共关系并创造公共价值,以此来建立环境治理领域的新型政府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