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研究

化解产能过剩是今年党和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现阶段中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具有涉及领域多、负面冲击效应大、成因复杂、化解产能过剩难度高等特征。通过对近年来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实施效果进行梳理,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应该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转变政府干预方式、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     

“去产能”财政政策分析、评估及建议

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无论是支出政策,还是税收政策,抑或是财政体制的调整,都会给宏微观供需关系带来一定影响。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若干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持续4~5年,用于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煤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给予奖补,以出清市场。虽然化解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面临不少问题。下一步应抓住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因素,去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类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带来的隐性担保和扶持政策及各部门单兵突击的管控思维。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加快产业政策转型;健全地方"去产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进一步发挥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并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以"去产能"为契机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供给侧去产能——基于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机理是通过优化要素市场资源配置,使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产业在充分竞争中激发活力,以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运转,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就是达成这目标的有效措施之一.负面清单制度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更明确区分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增加市场准入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透明度.文章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为外生事件,探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如何从供给侧去产能.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受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影响的企业,受影响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显著更低,说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有助于降低企业产能过剩程度;而缓解生产要素错配、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竞争程度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去产能效应具有中介效应,说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而降低企业产能过剩;另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产能过剩程度较高、污染行业和规模较大的组,说明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对有这些特征的企业具有去产能效果.文章从供给侧去产能角度探讨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的政策效果,丰富了关于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研究文献.     

OFDI化解过剩产能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OFDI)可以优化现有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产生出口贸易关联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母国的产能利用率,最终化解过剩产能;而金融支持则是OFDI的重要推动力。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并加权平均计算各省市产能利用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全国各省市存在普遍性的产能过剩;OFDI和出口贸易均能有效转移过剩产能,但各地区的效应有较大差异,且OFDI与出口贸易存在互补关系;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显著的负效应,但金融支持能够推进企业OFDI从而化解产能过剩;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差异化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以化解产能过剩。     

化解水泥产能过剩的五大建议

2013年12月17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54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如何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建材工业规划研究院水泥产业研究部主任高智认为,当前水泥行业产能过剩,对经济社会发展危害极大。应采取五大措施化解水泥过剩产能:加强宏观调控,遏制产能扩张;完善配套政策,建立长效机制;加大淘汰力度,降低总产能;推进产业技术进步;延伸产业链,引导消费。     

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及去产能政策建议

“去产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歼灭战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产能明显过剩,大量僵尸企业占用人财物等各类资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拦路虎”.2014年,我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为78.7％,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多个行业已经陷入严重产能过剩,而且存在恶化趋势.化解过剩产能应拓宽思路,优化激励机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严控新增产能,抓好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两大关键问题.     

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与新兴产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大难题,从2009年以来,我国诸多行业饱受产能过剩之苦,即使是光伏、风电行业等新兴产业也不例外,低端重复建设、资源错配、政府不当干预等是导致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文章通过建立生产要素模型从理论上研究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并利用风电行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下,要素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严重阻碍了产能的释放,致使低端产能堆积;化解产能过剩有赖于资源配置优化、削减投入冗余。然而,不恰当的政府补贴、政策性银行的信贷倾斜,以及低价出让土地等干预手段却削弱了资源配置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且这种削弱作用对产业链下游的企业更为明显。因此,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避免"低端锁定"的同时,更应转变政府扶持政策,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破解新兴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困境。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创新：协同治理与信息共享视角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强化行业联系，推动信息、技术和经验跨边界整合共享，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促进生产要素向企业集聚。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其联结程度和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且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二阶段回归等内生性检验和敏感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发挥协同治理效应和信息共享效应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并且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结论可进一步提升对共同机构所有权这一新兴市场现象的认知，同时为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方案提供参考。     

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供给侧视角的成因分析

从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供给对企业产能扩张形成外部激励,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的概率。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严重。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也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行业性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化解产能过剩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产能过剩已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发挥大国经济主导优势,通过全球战略转移、技术创新、制度保障等途径化解过剩产能;而以韩国为代表的国家发挥后发优势,通过体制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途径化解过剩产能。总结国际经验,我国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的措施包括: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制度创新;完善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加大科研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战略效应。     

我国两轮大规模产能过剩特征的比较与启示

该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领域出现了两轮大规模产能过剩。这两轮大规模产能过剩均发生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时期,与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的过度投资高度相关,同时受到国外需求冲击的影响等。但两轮大规模产能过剩现象产生的主导因素、行业分布及其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又存在较大差异。第一轮产能过剩治理主要是以行政手段开展国有企业改革,削减过剩产能。新一轮产能过剩治理应坚持以市场化手段为主导,更加注重市场机制完善,优化政府干预经济方式,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化解过剩产能。     

产能过剩治理研究

(一)产能过剩原因与机理分析。1.产能过剩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原因:(1)产能过剩标志着中国第三个增长周期的结束。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看,2008年后出现的低增长,是中国经济自身周期调节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叠加效应。目前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周期的因素,也有2008年以来刺激经济留下的后遗症。(2)产能过剩与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有关。(3)产能过剩与我国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能力不强有关。2.中国产能过剩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过度使用政策杠杆,形成了政府大于市场的"政府价格信号"。进入21世纪以来,各级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过度使用各种经济政策杠杆,大幅降低了投资要素价格,政府创造的价格信号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重要调节信号,使许多投资不是依据市场信号,而是依据政府价格信号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产能过剩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3.逆向激励的政绩考核机制,成为过度投资的内在动力。经济"追赶"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中国的首要发展要务。尤其是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由中央政府始作俑,每层级政府都为下级政府,制定一套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打造出一种竞争性干部晋升机制。加之,大力发展更能带来GDP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从而为产能过剩的异军突起埋下体制伏笔。可以说,这种GDP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推动"经济赶超"的同时,对行业产能的过度膨胀产生了巨大的逆向激励作用,即引致不断加剧的产能过剩。4.扭曲的财政体制,导致政府行为经济人化,是政府盲目追求投资的深层原因所在。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对政府财政的捆绑。地方政府之所以有抑制不住的负债投资的冲动,根源于两大原因:一是外部的因素,即缺乏刚性约束的金融融资体制和政府负债的管理体制;二是内部的原因,房地产催发的土地财政收益的驱动,使政府行为经济人化。在现有土地财政带来巨大吸引力下,政府变成了以实现土地增值为目标的经营,由公共人角色,变成了经营土地资本、追求土地收益最大的经济人。5.从经济系统看,产能过剩不是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系统危机的先兆。不能以一般产品过剩的标准,来判断房地产过剩。房地产具有的虚假繁荣掩盖其的过剩,往往使我们忽视它危机。把产能过剩放在经济系统去考察,产能过剩只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前夜的前兆。房地产泡沫是产能过剩的深层原因。化解房地产泡沫是从根源上化解产能过剩的关键。(二)以长短结合、内外兼治的思路化解产业过剩的对策。1.总体治理思路:围绕四个主体进行标本兼治。政府是宏观上推动产能过剩的宏观主体。市场是经济系统周期性调节形成产能过剩的客观主体。企业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终端和微观主体。员工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利益主体。上述四个主体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着力点和路径,按照长短结合、表里兼治的思路进行,是课题组研究治理产能过剩的主要思路。2.短期治理对策:以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应急式治理。治理产能过剩,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启动对已经"大出血"的经济系统进行应急治理。遏制住产能过剩、投资盲目扩张的势头。围绕短期应急治理,需要合理使用行政手段和严格利用法律手段。一是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严禁建设新增产能项目;妥善处理在建违规项目。二是清理整顿建设违规产能。三是要进行点对点的分业治理。3.长期治理对策之一:给"高烧病"经济系统降温。从中医系统辩证思路诊断中国经济系统,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多种因素导致经济系统"高烧病"的结果。要从宏观、系统上为中国经济高烧病降温。(1)战略降温:调整大力热推的城镇化战略。需要把热推的城镇战略调整为降温、整顿、稳步发展的城镇化战略。(2)系统降温:主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整个系统降温,为中国经济过冬做好准备。(3)预期降温,中国需要有限市场化的房地产管理模式。让中国房地产回归消费品角色、弱化其资本属性,强化房地产行业的福利性质、弱化其盈利性。4.长期治理对策之二:把纠正政府行为经济人化上升为当前改革的首要任务。一是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弱化地方政府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程度。二是加大地方政府负债管理和政府融资体制改革。三是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制。5.长期治理对策之三: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化解产能过剩。(1)推进价格改革,发挥市场价格在化解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的作用。(2)大力促进科技创新,推动过剩产业整合升级。(3)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推动产能过剩产业生态化、节能、绿色发展。6.长期治理对策之四:利用国际市场化解产能过剩。(1)通过海外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产业垂直分工体系,以带动我国技术和设备出口。(2)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以商品输出方式对外援助,以消化过剩产能。(3)如果是信贷援助,应设立"定向采购"绑定方案。(4)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将过剩的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7.长期治理对策之五:制定应对经济系统危机预案。(1)要关注与产能过剩相关联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系统风险的应对预案。(2)要研究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系统经济危机之后应对预案。(3)要研究淘汰落后产业、压缩产能过剩,形成连锁反应带来的危机。     

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有效化解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不仅阻碍了中国工业生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更加剧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系统风险,而市场退出障碍是导致产能过剩长期存在且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产能过剩行业普遍存在的市场退出障碍,具体表现为落后产能淘而不汰、兼并重组流于形式、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退出、债权银行救济"僵尸企业"阻碍市场退出等四个方面。要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必须消除现有市场退出障碍,并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本文首先通过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实例对当前的市场退出障碍成因进行剖析,然后从扫清市场退出障碍(短期措施)和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长期措施)两方面入手,重点探讨如何建立起长效的市场退出机制。     

“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

"产能过剩"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争议,而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越治理越严重。但在国际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产能利用率更为科学,对产能过剩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在界定和具体的统计上,产能利用率较产能过剩更为客观,数据的充实使得产能利用率统计得到了改善;在产能过剩产生原因上,主要侧重厂商竞争博弈等微观形成机制;从经验事实看,"长期产能过剩"表明产能利用率通常不会特别高;对于产能利用率,更多的作用是宏观景气的预警功能。我们的观点是,第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恰当的测度和较为可信的统计数据,现有的数据存在问题;第二,目前产能过剩问题被过度强调了,存在着扭曲的可能;第三,在形成原因上,主要是宏观需求冲击、政府政策扭曲、国有企业的利益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第四,需回归产能利用率的预警功能;第五,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执行者并没有充足的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强;第六,化解产能过剩的方式上,更多地需要健全价格和利益机制,构建市场化发展模式和监督体系。     

企业金融化与产能过剩治理：“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

探究企业金融化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对于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金融化与产能过剩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5—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及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虽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业务同时具有“反哺效应”和“挤出效应”,但在总体上企业金融化行为加剧了产能过剩,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研发投入增加和内部资源配置优化是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改善主营业务、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渠道,而金融化导致的“挤出效应”则通过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内部管理矛盾和减少外部需求等作用渠道恶化了产能过剩。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性质、经营状况不佳、融资约束紧张的企业,其金融化过程对产能利用的负面影响更显著,尤其是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产能利用存在更大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提供了企业金融化影响产能过剩的微观证据,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微观后果与产能过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政府部门加强对制造业企业金融监管来治理产能过剩提供了经验支持。     

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退出政策体系的国际经验研究

美日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有两类退出途径化解产能过剩。一类是政府不直接介入,由企业注销、终止、破产以及资本退出等市场化退出机制自动调节产能过剩的状况。另一类是政府在某些特定行业产能过剩时进行直接干预,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等,通过实施回购、推动兼并重组、扩大消费、限产、促进产能海外转移、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化解本国产能过剩问题。我国当前产能过剩情况严重,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退出政策体系,加强行业内部协调组织的建设,分行业实施有针对性的政府直接干预政策。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化解产能过剩

正非常感谢让我发言。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化解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在三中全会决定的第四章当中有明确的表述:要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对于这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新常态下的要求、路径与对策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工业产能过度投资和低效利用的现状,越来越不符合我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未来产业发展必须适应并引导新常态,围绕"构建企业理性投资、高效利用产能的长效机制"的中心目标,深化相关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规范投资秩序,为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并借助对外产能合作,带动国内优质产能实现全球高效配置。从而,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以河南为例分析产能过剩快步走出去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只要充分的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调节的作用,推动产能过剩行业走出去,就可以化解产能过剩带来的矛盾和危机.本文以河南省为例,首先分析了河南省实行走出去后取得的成效,然后分析了河南省在继续推行产能过剩跨步走出去措施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最后探讨了河南省实行产能过剩快步走出去的措施.     

财政压力、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凸显,中央政府不断出台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但效果不符预期,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本文试图以地市增值税分成变化为切入视角,分析这一财力冲击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地市政府积极应对增值税分成减少所形成的财政压力,努力发展能够带来大量增值税的产能过剩行业工业企业。最后,本文发现也证实这种"压力式"的财政激励使历次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效果不佳。可以认为,财政压力是中国产能过剩形成和化解难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这对于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