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下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文章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对我国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共同作用,构造了一个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拥有庞大数量的低收入者是我国收入差距保持较高的水平的主要原因。在目前缺乏有效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是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上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有一个合理的区间,超出临界值,最低工资会扩大收入差距。     

劳动力及人口城乡配置的户籍控制机制研究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视角看,户籍制度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出现改革程度及进度的差异有着内生性根源,数量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和农村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决策,依附于户口差别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的户籍门槛内生性地调控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规模,同时引导着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户籍配置。     

房价波动、户籍歧视与城市失业

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劳动力供给—失业均衡模型,引入住房价格和户籍歧视因素,得出城市房价上涨导致城市失业率下降和户籍歧视减弱引致城市失业率上升的两个命题。在此基础上,利用1998~2012年中国3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市房价上涨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产生阻碍,导致城市失业率下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扩大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引发城市失业率上升。户籍歧视减弱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导致城市失业率上升。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城市房价波动和户籍歧视对城市失业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房价上涨,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有效抑制城市房价上涨,十分重视和加强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促使农民工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城市家庭住房不平等:户籍、禀赋还是城市特征？——基于广义有序模型与Oaxaca-Blinder分解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户籍、家庭禀赋和城市特征三类因素对城市家庭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运用夏普利值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区分"努力"和"环境"因素、户籍歧视和禀赋效应的贡献。研究发现：户籍可解释住房等级不平等的54.2%；"努力"因素对住房水平起正向作用；在户籍间住房等级不平等中户籍歧视效应占主导，在住房面积不平等中禀赋效应占主导，外地户口居民住房水平低源于"环境"因素趋弱，农业户口居民则源于"努力"和"环境"因素叠加趋弱；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占主导，城市规模和流动人口占比越大，居民住房等级趋低，而城市土地供给增长有助于提升住房水平。     

城市家庭住房不平等:户籍、禀赋还是城市特征？——基于广义有序模型与Oaxaca-Blinder分解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户籍、家庭禀赋和城市特征三类因素对城市家庭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运用夏普利值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区分"努力"和"环境"因素、户籍歧视和禀赋效应的贡献。研究发现：户籍可解释住房等级不平等的54.2%；"努力"因素对住房水平起正向作用；在户籍间住房等级不平等中户籍歧视效应占主导，在住房面积不平等中禀赋效应占主导，外地户口居民住房水平低源于"环境"因素趋弱，农业户口居民则源于"努力"和"环境"因素叠加趋弱；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占主导，城市规模和流动人口占比越大，居民住房等级趋低，而城市土地供给增长有助于提升住房水平。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市场机制的主要功能,是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是一种理论抽象,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并由此引中出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实证之间的对立统一。     

中国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城乡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通过教育回报率、任期回报率和其他经验回报率三个方面考察中国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城乡差异,研究结果发现：（１）受教育年限对于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现职任职期和其他工作经验对于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提高受教育年限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主要途径。（２）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乡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在２％左右,任期回报率的差异也在２％左右,而其他经验回报率的差异在１％左右。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城乡差异违背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成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的阻碍。     

双重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经济改革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存在于城乡之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格局逐步演变为城市内部的双重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人员，其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重点是提高劳动力现有能力；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劳动者寻找职业的能力和自我创业能力。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内容应根据劳动者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适应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需要。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农村就业增长率,但提高了农民的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城市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对农民工就业增长率存在倒U型影响,对城市高级劳动力就业存在U型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增长放大了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部门内部的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会逐步消失,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农村部门的萎缩将使增长变小,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将变小,但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将变大。为缓和中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逐渐下滑的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和均等化以及户籍改革需要同时齐头并进。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中国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兼论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中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的均衡模型表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会影响农民工市场的自动调节,进而引起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为视角,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以前城市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变化。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来降低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长期而言,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变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为一元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问题。     

迁徙自由：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一个由酝酿形成到严格控制再到一定程度放开的历程,其基本特征是渐进有序地从隔离走向开放.从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看,人口流动和城市就业应逐步从区别待遇走向国民待遇、从户籍限制走向迁徙自由,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应当获得同等的迁徙和就业权利.     

劳动力流动、城市结构匹配与城市生产率

新发展格局下，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在城市间与城市内的有效配置是影响城市体系分布结构和规模结构均衡的重要因素。基于Behrens等建立的城市模型均衡框架，探讨了实现城市体系分布结构和规模结构均衡时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技能匹配与城市生产率之间的理论逻辑以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全国287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城市体系分布结构均衡取决于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分布结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均衡取决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聚、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劳动力技能匹配质量，也取决于城市集聚因素与城市成本因素间的权衡。据此提出了优化我国城市体系分布结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政策建议：制定城市均衡发展战略，重点关注城市技能劳动力分布结构；继续提高城市规模，尤其是优化大型城市的公共供给；提高中小型城市吸纳异质性技能劳动力的能力；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水平，提高技能匹配质量和效率。     

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变动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2014年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的影响,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变动进行分位数分解。通过分析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工资变化的差异,能够由个体特征变化解释的部分所占比例较低,绝大部分都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工资分布顶端的歧视现象更加严重。这说明长期以来与户籍制度相关的资源和利益分配规则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失,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工资歧视问题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中国城市未来发展与劳动年龄人口的供求预测——以上海为例

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按照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对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可以对城市户籍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提供科学精准的前景。     

对我国农民工流动的回顾与反思

该文通过对我国各历史时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流动的反思，总结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提出逐步取消户籍、身份、地域等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统一的市场规则机制，探索建立统筹管理城乡劳动力，实现城乡用人单位自主用工和城乡劳动力自主择业的新型劳动用工机制，是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探析——以甘肃省张掖市为例

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就业,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就业过程中存在产业结构调整不明显、市场供求脱节、权益保障诉求不畅、基本公共服务缺乏有效衔接、社会管理长效机制缺失、农地制度改革滞后等诸多问题,因此,应实施"两翼齐飞"战略,农村与城市良性互动,逐步探索身份转化制度和农地流转形式,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加速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     

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变革的思考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二者共同起着控制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宗旨是实现迁徙自由,而土地集体所有使农村形成一个个集体利益共同体,农村户籍是确定集体利益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惟一依据,人口在农村的横向流动与城市向农村的纵向流动是不可能的．土地集体所有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障碍。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与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配套进行,要统一城乡户籍,必须重新界定土地集体所有权。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基于杨凌示范区的调查研究

当前各地纷纷试行户籍制度改革。文章通过杨凌示范区的实证调查,了解户籍改革存在的困难和基本点,分析农民迁往城市和改变户籍的阻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论农民工居住权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农民工社会群体。农民工在居住状况上与城市户籍人口相比,居住条件简陋,居住环境恶劣,居住权被政府和社会严重漠视。要彻底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必须从法律的层面上给予保护,不仅要确立居住权的宪法地位,还要彻底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并完善与居住权相配套的相关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