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

基于1998—2016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雾霾污染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在考虑雾霾污染时空滞后效应条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分析了影响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高值集聚特征,高排放俱乐部稳定地分布于黄河下游城市;黄河全流域PM2.5浓度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低水平的人口集聚、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导致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雾霾污染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低效率的能源利用以及偏向于生产技术提升的研发投入导致了黄河上游流域雾霾的加重,而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则主导了黄河中游流域雾霾污染的加剧,在黄河下游城市仅有能源消费对雾霾污染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文章认为建立区域协同联防治霾机制、实施差异化分区治理策略、实现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雾霾治理的重要策略。     

地区土地资源错配、技术创新与雾霾污染

地方政府在城镇建设用地上的错配行为可能会影响地区雾霾污染。基于2011—2018年中国216个城市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空间关联下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本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带来的引资质量低下、交通出行增加等会直接加剧当地雾霾污染,而邻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带来的雾霾污染,则会通过空间外溢显著加剧本地雾霾污染。本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还会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而间接加剧本地雾霾污染,但邻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并不显著。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还存在明显的技术创新门槛效应,当地区技术创新超过一定水平时,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会得到有效缓和。研究结果为地方政府解决“以地谋发展”和雾霾治理两难困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城市化、人口集聚与雾霾变化——基于门槛回归和空间分区的视角

人口集聚作为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其可能通过时间上的集聚和空间上的分异来影响城市化与雾霾变化之间的关系。基于集聚理论,选取2003—2016年中国20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口密度表示人口集聚并作为门槛变量,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城市化与雾霾变化的动态关系,并进一步对比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城市化过程确实能显著地影响雾霾污染,但这种作用依赖于人口集聚的程度,即当人口密度值跨过门槛值后,城市化对雾霾污染呈现出边际递减现象。(2)通过东中西地带分区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化对雾霾的影响均存在依赖于人口集聚的类似特征,而东部地区却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同时通过南北分区发现,北方和南方城市化对雾霾的影响也存在依赖于人口集聚的类似特征。     

空间视角下城市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而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化进程是影响本地区雾霾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在空间视角下考察城市化对区域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以长三角区域的地级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加重将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城市化推进是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下,城市化水平增加了1个百分点,PM_(2.5)浓度将增加2.216微克/立方米;周边地区城市化进程对本地区雾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城市化对雾霾影响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和城市间的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中国省域经济集聚性与污染集聚性趋同研究

首先分别用Herfindahl指数、Gini指数、地理集中度指数测度了我国省级区域的经济集聚度水平与污染集聚度水平,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证明了经济集聚度与污染集聚度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的集聚加速了污染的集聚,并且污染的集聚态势趋同于经济的集聚态势。其次,应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影响污染集聚的因素。经济集聚是引起污染集聚的首要决定因素,能源消费、城镇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都会显著促进污染的集聚;技术创新则会显著降低污染的集聚;产业结构对污染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人口的集聚性高则未必会引起污染的集聚性高,如我国的上海和北京等发达城市,尽管人口密度很大,但是由于污染处理及时得力,并没有引起污染的迅速集聚。     

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71个地级以上城市2007—2016年的PM_2.5浓度数据,实证分析了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创新性地使用年均降水量作为缓解雾霾污染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在2SLS的统一框架内估计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结论有:雾霾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进行大力的环境治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能够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2012—2016年间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高于2007—2011年间的,可以预见未来治霾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大中城市雾霾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小于小城市,内陆城市对于雾霾污染治理的难度要大于沿海城市。政策启示在于,雾霾减排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雾霾减排可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地投入到环境治理之中,促进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经济集聚、科技创新与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以2003—2018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经济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水平除了与本地经济生活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邻近城市雾霾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门槛效应显示,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经济集聚对雾霾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有着深刻影响。采用卫星监测的地表PM_(2.5)栅格数据,测算中国省域城市化空间紧凑度,实证分析了省域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化空间紧凑度对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负,说明提高城市化空间紧凑度不仅可以降低当地PM_(2.5)浓度,对邻接区域的雾霾污染也具有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是雾霾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雾霾污染的城市化效应传导作用显著,而生产率效应的传导路径不成立。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对间接能源消费的影响实证分析

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耗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能耗,随经济水平提高两者均呈现不断增加趋势,其中间接能耗远高于直接能耗。影响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最重要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间接能耗的收入弹性是一般消费收入弹性的三倍,说明收入提高使消费者选择了更多高能耗产品,主要集中在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居住类开支。我国应该在提倡可持续消费、开发和推广节能技术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努力争取降低家庭间接能耗。     

人口集聚能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吗

基于2005-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通过区分一般人口集聚和人才集聚两个指标,研究了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区域之间两者关系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一般人口集聚和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呈“正U型关系”,同时人才集聚显著促进了区域技术创新。在不同区域层面,一般人口集聚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均存在“正U型”关系,且对于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大,但在中部地区,两者关系并未呈现“U型”关系,而是呈持续负向影响。此外,相比东部地区,人才集聚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强。     

我国省域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借助空间相互作用重力模型,利用2009和2000年的市区总人口、GDP及公路运营里程等指标,综合测度全国全部287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的省域空间经济联系。计算每个省域所辖中心城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并以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0、介于10—100、大于100三个区段按统一尺度标准,通过ArcGIS软件分别绘制出2009、2000年各省的经济联系空间分布格局图。综合对比发现,区域空间结构与其内部空间经济联系的强弱、联系网络的发育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空间经济联系由弱到强、联系网络由简单到复杂,区域空间结构也随之由极核式单中心结构向多核心、网络式、一体化方向发展;全国省区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全国主要城市群可以进行完美的空间拟合,反映出空间经济联系的强弱与紧密程度表征了城市群的演化阶段与发育状况,也说明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内在机理是其空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与深化。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偏集于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三地区的三大城市群区域,并且这一不平衡的空间格局仍在持续发展。     

中国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评价与时空差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的实证分析

省会城市在引领现代化创新型生态城市建设以及实现区域生态创新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前缺乏对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选取中国内地29个省会城市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SBM模型对中国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及其时空差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①在时间维度下,全国及三大地区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整体较低,且不规律波动性较强,东部地区大多数城市生态创新绩效始终处于“高产出、高效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持续处于“低产出、低效率”水平;②在空间维度下,全国及三大地区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差异显著,呈两极分化态势,各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空间集聚性显著。综上可知,当前中国各省会城市生态创新发展不均衡,据此从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     

TFP growth in Chinese cities: The role of factor-intensity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is article estimates agglomeration effects via calculating EG (Elilsion & Glaeser) and TFP growth (Total Factor Production) by considering the undesired output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Using panel data of 207 county-level cities in China and 28 two-digi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2003 to 2013 based on SIC cod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lomeration and TFP growth through the smooth transition model under different regions and factor-intensit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appears i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changes to the crowded eff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also generated by transportation and inadequate pollu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2) The excessive agglomeration phenomenon of developed areas (eastern region) is less than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 Resource-intensity industries present two thresholds that indicate complex regional features. For various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ML and agglomeration is different. High agglomeration does not always promote TFP growth. (4) At different levels of urba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influences of efficiency change and technical change on GML are different. Overall, moderate agglomeration in all regions help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全球化、自主研发与雾霾污染——机理分析及中国经验

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结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构建“FDI－自主研发－雾霾污染”逻辑框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全球化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①FDI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增加雾霾浓度,通过绿色技术与自主研发两个渠道有利于减霾;②FDI和自主研发协同在导致产业结构污染化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绿色技术效应;③FDI对雾霾污染具有动态影响,当地区迈过一定经济发展门槛后,FDI对环境的影响由“污染天堂”效应转向“污染光环”效应。同时,FDI的“污染光环”效应随地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而增加;④雾霾污染在空间维度、时空双重维度上分别呈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且FDI通过环境“逐底竞争”和产业转移等途径加剧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因此,在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联防联控等协同努力,可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双赢。     

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及其与城市化耦合分析

城镇失业人口已成为我国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最紧迫、最严重问题之一。根据1988—2003年统计年鉴,对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并研究其与城市化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从纵向角度分析,城镇失业人口数变化与增长的省区差异具有一定集聚现象;②从横向角度分析,城镇失业人口空间分布呈“四区、一带”凝聚,这与纵向分析的分布地带具有高度一致性,可认为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表现为“四区、一带”格局;城镇失业人口和城市化的耦合系数与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城市水平提高,耦合系数增加,两者耦合水平则减少,当城市化达到完成阶段,两者耦合关系减至最低。最后提出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低情况下,提高城市化水平成为解决城镇失业人口的有效途径之一。     

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

再生资源产业具有“双重”环境外部性特点,且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集聚发展业态,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备受关注。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我国25个省份再生资源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实证分析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3个区域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总体呈现“非标准倒U型”关系,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化发展总体上加剧环境污染;我国东、中、西部再生资源产业处于不同产业集聚发展阶段,产生差异性环境污染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差异化配套政策、环境规制、市场环境和回收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再生资源产业生态化集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吗——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要素市场扭曲、绿色创新效率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会阻碍绿色创新效率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并削弱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抑制作用。门槛效应表明,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被扭转。以上结果均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城市群功能分工、工业技术进步与工业污染——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数据检验

2003年起,我国城市群由专业化分工快速转向功能分工,但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运用2003-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采用仅包括自变量空间滞后的SLX模型,研究城市群功能分工与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城市群层面,功能分工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呈正“U”型关系;功能分工结构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均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在城市群内部,功能分工空间溢出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空间滞后效应均有利于邻近城市减轻环境污染;但城市群功能分工技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均未体现出预期减排效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功能分工与协作需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