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村治中乡村精英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研究

本文首先对乡村精英类别进行划分,进一步对乡村精英在村治中发挥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结果表明,乡村精英从形式上可划分为五类,从结构上可归纳为三类;乡村精英在村治中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但面临许多困境,倡导建立乡村治理现代化智库、发挥不同乡村精英组合治村的作用、创造并优化乡村精英的聘用机制。     

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治村逻辑与现实检验——以陕西省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以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为向心主体,重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底色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体系的有益尝试。本文沿着党组织以政治动员低成本整合治理资源,集体经济重建乡村内部联系,制度建设清晰多元共治网络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公共服务传播现代化意识的思路探索了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的基本治村逻辑。然后运用留坝县案例对这一逻辑进行现实检验发现,实现治村逻辑需要注意的是,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构筑的多元共治网络依赖于乡村自治组织的深度参与,需要对不同类型村民进行差别激励;发展集体经济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创造持续收益稳固利益共同体,以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整体变迁。     

论乡村治理中面临的问题与应对措施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内容,在目前乡村治理中还面临着乡村生态环境极度恶化、乡村风俗习惯趋于畸形、乡村治理热情普遍不高、乡村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等困境,实现有效治理,必须采取整饬生态环境、移风易俗、重塑乡村新秩序、鼓励人才回流等措施。     

多元共治理念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柔性治理是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一种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治理主体的选择层面,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的互动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最终路径。文章从“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在乡村柔性治理中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和治理效果的多面化,以期构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治理秩序良性互动。     

浙江建德市 “乡村钉”敞开乡村数字治理大门

正浙江省建德市作为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单位,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实践,与阿里集团合作,在全国首先全面推行乡村钉(简称"建村钉"),搭建乡村数字治理大平台,并敞开大门让农民群众人人参与乡村治理。"建村钉"是集宣传发布、在线沟通、协同办公、便民服务、功能集成和农村干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数字平台。目前,     

后税费时代乡村关系的特征及均衡发展的路径

税费改革之后,乡村之间由强控制关系走向缓和并趋于互动。但是,由于乡村两级组织与农民利益脱节,乡村制度性权力弱化以及财政困难使得乡村治理难有作为。而压力型体制的存在更是制约乡政村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乡政村治的治理环境,构建乡村治理结构多元化格局,进一步细化乡村的职责权限,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全力打造乡村善治"福建样板"

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的重要论述,着力夯实一个基础、推进三治融合、建好三支队伍,持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夯实一个基础,就是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首位,实施党建民心工程、基层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计划,完成换届的村基本实现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推进三治融合,就是着力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本完成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修订;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延伸至村,培育"法律明白人"4.5万名;建成一批省级公民思想道德教育馆、家风家训新乡贤馆,树立一批群众身边的道德模范.建好三支队伍,就是打造坚强有力的驻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乡村振兴指导员队伍,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目前3736名第一书记、1万多名科技特派员、816名乡村振兴指导员活跃在广大乡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     

富人治村与不完整乡镇政权的自我削弱?——项目进村背景下华北平原村级治理重构的经验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视域下,资源匮乏地区富人治村的生成、运作及其后果。通过对华北平原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发现:首先,项目进村已然成为乡村治理的主旋律,在"不完整政权"的乡镇,资源匮乏使项目进村与富人治村具有高度亲和性;其次,富人治村从治理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治理任务与治理过程这三个维度上重塑了"不完整政权"下的村级治理;最后,乡镇政权实现了从依赖中坚农民到依赖富人参与的转变,导致原本就不完整的政权随着富人垄断村庄政治和制衡乡村关系而进一步削弱。本文实现了富人治村研究的两个转向:一是研究视域上从基层民主自治到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转向,二是研究场域上从资源密集地区转向资源匮乏地区的转变。     

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叙事中,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县政绅治"的秩序逻辑与治理模式。清末民初,日益深重的帝国危机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全力打造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端。"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替,并引致乡绅阶层的流变。乡绅阶层流变,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新时代乡贤治村的嵌入逻辑与现实检验：双案例对照

乡贤治村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中"三治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已有研究缺乏乡贤治村的机理分析,并且存在德治乡村的误区。为了检验这一偏差,本文运用嵌入理论,从"身份嵌入、资本嵌入与价值观念嵌入"探索了乡贤治村的嵌入逻辑。然后运用两则案例凝练出乡贤治村的一般路径。研究发现,乡贤治村的嵌入路径因个体的成长机制而异,乡贤治村要通过创业行为实现贤能兼备,相应的经济价值回报是乡贤治村的持久动力。本文贡献在于,一是引入嵌入性理论,从"公共身份—比较优势"两维度辨识了乡贤,具有普适性;二是建构了乡贤治村三维嵌入逻辑,得出乡贤治村的一般规律;三是纠正了乡贤以德治村的认知偏误,乡贤治村的回报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动方是乡贤治村的长效机制。     

“乡政村治”的兴起、现状与发展趋势

乡村治理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 ,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的状况不同 ,国家和社会权力分配也不同 ,因而乡村治理格局也不尽相同。伴随着世界改革浪潮的出现 ,2 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实施了以落实农户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而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出现了乡镇一级设立的基层政权依法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与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此 ,笔者就中国乡村的“乡政村治”谈点己见…     

村民有序参与村务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村民参与村务治理,存在参与能力不足、行使村级组织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现有村级治理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需要村级组织转变治理理念,推进依法治村,实施智能化治理,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

改革开放后,由乡村企业家担任村干部的富人治村现象出现且普遍化,但对富人治村的效果,研究者各执两端。本文利用2014～2016年27省份756个村庄的治理调查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代表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升灌溉设施维护频率,但对整体灌溉状况和集体行动组织影响有限。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约束产生的交互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规模并不能影响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显著提升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劳动力外流、乡村治理衰败的背景下,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的富人村干部逐渐超越传统的宗族网络,成为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而基层民主的发展则对富人村干部扩张中的权力构成了约束,激励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河北 党组织建在产业链 群众富在产业链

<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的重要指示精神,河北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村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以实施"领头羊"工程为载体,提升基层党建质量从强化村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抓好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等关键环节入手,研究推出     

党建引领凝聚力 乡村治理有路径

<正>安徽省南陵县澄桥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泛引导群众参与村集体管理、监督、发展、建设等全过程,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形成了生动活泼的乡村治理新局面。澄桥村的治理经验就是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导、以村民自治为主力、以移风易俗为主线,构建党群携手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江苏东台市临塔村 “1+4”工作模式助乡村善治

<正>近年来，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临塔村党总支坚持党建领航，放大“梁家人自（治）家事”党建品牌示范效应，充分激发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整体效能，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探索出“党建强村、产业兴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以德润村”的“1+4”基层治理工作模式，不断提高乡村美丽度、社会和谐度和群众幸福度，全力打造新时代乡村善治“临塔样板”。2022年，临塔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驻村包村干部联动发力 激活乡村治理新动能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驻村包村干部为乡村治理抓手,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引领带动作用,整合村级组织、农民群众、社会服务等各方力量,强化“三方联动”“三治融合”“三力齐发”的“3个三”模式,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对象上破题,探索乡村治理新做法,针对性破解乡村治理难点堵点问题,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