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10-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后的数据,基于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MTE)的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了企业反事实专利数量,在考虑了异质性效应的基础上估计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规模大、研发费用高、人力资本投入高以及所得税率低的企业,专利数量相对较高;越倾向于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提升其专利数量的边际处理效应越高;而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如果对外投资,反而可能会降低企业的专利数量;国有企业、综合型对外投资企业以及投资到发达国家(地区)的企业如果选择对外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PSM-DID实证方法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背景下,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母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及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和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为技术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其中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给企业带来的作用最为显著,以资源寻求的对外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背景,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概率;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工资薪酬、固定用工成本以及提高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保护程度三个机制来提升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绩效。     

低碳转型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了吗——来自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5—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及三个批次的低碳试点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低碳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及路径。研究发现:低碳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此研究结果依然稳健;考虑了企业层面及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因素后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中存在异质性。低碳转型通过边际产业转移、绿色技术创新及数智化要素替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了促进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外部环保治理力度在低碳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作用中发挥了叠加作用。在企业内部“去制造业”的两类方式中，制造业服务化同样发挥显著的叠加作用，“脱实向虚”则呈现出显著的“挤占”作用。本文研究对开放条件下企业绿色转型及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金融财税政策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的同时结构不平衡,行业较为集中。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融资约束和金融财税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梳理政策脉络、阐明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构建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出台的金融财税政策可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同时弱化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但该调节作用不适用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行业层面仅适用于采矿业、金属冶炼业和纺织业。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走出去"战略是政府现阶段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文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5-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运用倍差法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缓解企业的产能过剩。研究发现,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后产能过剩指数出现显著下降,并且过剩行业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但产能过剩越严重的企业越缺乏意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检验OFDI的规模效应和滞后效应后发现,增加OFDI国家的数目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OFDI对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有长期影响。为了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政府应该继续坚持"走出去"战略,尤其要鼓励过剩行业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贸易保护会提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吗——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投资理论中,跨越贸易壁垒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东道国贸易保护被认为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国际经济逆全球化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崛起的现实背景,从微观上研究东道国贸易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影响.本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微观样本数据库,采用企业成立年份和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年份之间的时间跨度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总体上东道国贸易保护提升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但这种提升效应仅发生在有出口贸易的企业以及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中.进一步地,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东道国贸易保护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速度提升效应更大.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O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呈上升趋势。中国开展OFDI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模式选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视角,以2005-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直接投资的178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和营业收入越大越偏好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且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以跨国并购模式对东道国资源型行业投资几率越大。东道国经济水平与OFDI模式选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模式,政府要加强引导,建立OFDI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     

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同时也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等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但缓解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受投资东道国特征的影响,投资于OECD国家和非避税地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扩大母国企业间工资差距了吗——基于我国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趋势,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间工资差距存在动态非线性影响,其影响趋势取决于OFDI母公司与其他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在实证层面,基于2002-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合并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间工资差距存在动态非线性影响的理论假设。研究还发现:在对外直接投资一年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并没有造成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三年后,工资差距在显著扩大;在对外直接投资五年后,国内工资差距虽仍在扩大,但其扩大速度明显减弱。     

汇率、贸易壁垒与企业“诱发性”对外投资决策

将汇率冲击、贸易壁垒与"诱发性"对外直接投资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下,揭示其间的诱发机制与综合传导路径,得出结论如下:跨越贸易壁垒是诱发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重要动因,汇率对直接投资流出可能具有"双向性"作用;在遭遇东道国反倾销威胁时,市场规模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跨越"动机起到制约作用;企业拥有的成本优势越具备"可转移"特征,越容易"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行业内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则越能"诱发"企业从事对外投资。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挤出国内投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已构成我国外经贸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将逐步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本文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首先通过理论机理将影响过程分解为资金转移途径和生产转移途径,并表明资金转移途径将挤出国内投资,且这种效应的强弱取决于金融发展程度;生产转移途径的影响则取决于投资动机,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国内投资,而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促进了国内投资。进一步地,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能促进国内投资,金融发展则在促进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更为深入地发现较小规模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挤出国内投资,较大规模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才能促进国内投资,这是因为生产转移的正向效应只有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显现。     

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研究

本文在介绍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投资规模、产业分布、区位选择、模式选择、投资主体、组织结构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从政府服务支持体系与企业自身建设两方面提出推动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参考。     

出口经验能助推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45国2003~2014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出口经验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显示,出口经验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公共治理、能源禀赋和地理区位与出口经验交互项的实证结果还显示,出口经验对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随着东道国治理水平提升而提高,对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作用显著低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而能源禀赋并未直接或间接通过出口经验对直接投资产生作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在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通过建立出口学习曲线并依此进行直接投资决策。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象愈发普遍,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先进的知识、技术要素,进而提升国内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2003—2020年我国对78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特征对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投资国的文化差距都会影响我国对于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特征因素。     

化解过剩产能的路径:出口抑或对外直接投资

如何平稳化解企业过剩产能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能否实现良性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难题,而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则是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两个重要路径.本文分析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化解过剩产能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比较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升对外出口水平仍是削减企业过剩产能的主要突破口,而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成为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路径.虽然出口增加对化解过剩产能存在一定的负向反馈效应,但这一负向作用并没有抵销出口对化解过剩产能的正向作用.尽管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相比,更能够化解企业过剩产能,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时间短、总量小,尚未对消化过剩产能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在使用多个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测度方法等分析后仍然是稳健的.本文研究为客观评估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过剩产能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合理消化过剩产能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参考和政策启示.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价值链重塑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智能化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帮助中国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分工束缚和增加其对智能要素的使用，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经过匹配的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双重差分因果识别策略，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智能化的影响及其价值链重塑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智能化总体上存在显著促进效应，该效应体现于企业以市场寻求、技术寻求和效率寻求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且通过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要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并非所有的企业智能化都会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规模越大、越成熟的国有企业智能化转型越受益于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机制上，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推动了企业在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研发部门的智能化转型，发挥了人与工业机器人在任务分配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人机和谐”。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本文运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市场竞争、资源不足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是促使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并对这些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