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影响分析

[目的]不同区域的农民合作社所处的发展环境和阶段不同,影响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也存在差异。通过探析重庆市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方法]文章基于重庆市323个农民合作社的问卷调查数据,将影响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为人力资源、运行机制、经营效果和外部环境4类,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普通成员的文化程度、管理者能力、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完善性、成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合作社的带动能力、政府的支持作用等对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预对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管理者能力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结论]该文提出通过规范内部治理机制、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完善危机预警机制、优化外部发展环境和加强合作文化建设等政策含义,推动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提升了农民合作社绩效吗?——基于三省110家种植类合作社的调研

农民合作社根植于农村地缘性的关系网络,基于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成为利益相关者走向联合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3省6县110家种植类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实证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内部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因素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规范和关系网络因素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外部社会资本中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因素对合作社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除了组织本身对外部主体信息与资源交换的密切程度之外,理事长等管理者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人际网络资源对组织运行效率的提升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据此提出增进利益相关者的内部信任关系、加强合作社对外关系网络建设、完善管理者的选拔培养和制度约束机制的政策建议。     

环境适应性视角下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重塑研究

[目的]结合对农民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分析,探索基于环境适应性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重塑方式。[方法]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传统农民合作社治理所面临的"环境适应性"挑战进行分析,并构建基于环境适应性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重塑的理论框架。[结果]农民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表现在市场竞争、消费需求、政策法律和技术、合作社内部管理等诸多方面。传统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已无法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必须要进行产权结构重塑才能应对变化的环境,更好地履行合作社的职能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结论]农民合作社的治理结构重塑应以产权制度设计为核心。(1)明晰所有权,设计合理的合作社规模和有条件的社员资格,允许合作社股权交易;(2)明晰控制权,针对不同类型的决策事项设置不同的投票制度;(3)明晰收益权,设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剩余分配制度。     

民主增进与社会信任提升：对农民合作社“意外性”作用的实证分析

尽管农民合作社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其发挥经济功能,但其中蕴含的非经济作用也会在组织运行中"意外性"地显现出来。本文借鉴SCP分析范式,构建了"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黄淮海农区10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合作社能否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能够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进而促进成员民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加入合作社会提升成员的特殊信任,并通过递移和跃迁强化普遍信任。具体而言,加入合作社可以使预期的农户民主参与概率提升2.90%,普遍信任评分提升4.34%。农民合作社具有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的作用。因此,要支持引导农民合作社发展从专业化、经济型向综合化、社会型转变,促其在乡村治理、农村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利用新集体行动理论揭示农民合作社制度

农民合作社制度包括组织结构、权利分配、组织功能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其中前三个方面是合作社表层,运行机制是合作社内部,表层和内部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中面临合作社的表层设计能否改变的问题,如果没有明晰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合作社内部就成为黑箱,这时去判断农民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难免主观和盲目。本文运用新集体行动理论,以集体行动为线索,在农民合作社的运行机制与组织结构、权利分配、组织功能之间形成联系,揭示农民合作社制度。本文关于农民合作社的认识将与中国实用主义合作社理论的主张进行对比,并分析二者之间差异产生的原因。     

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能否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样本

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阻断规模性返贫的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以其持续壮大的发展规模及其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调研样本,采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生计恢复分析框架来测度生计韧性,运用logit、多项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分别检验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影响以及参与不同类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异质性影响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受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合作社类型和合作社销售渠道等因素共同影响;参与合作社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且农户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优于企业组织型合作社以及政府(村党支部)组织型合作社。基于农民合作社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必须大力培育并有序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并以政策为导向,建立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全面保障农户生计韧性持续提升。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约匹配及其绩效提升:既往研究与思考

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农民合作社发展快速,但仍存在社员参与积极性不够、不履行参与承诺以及合作社绩效不理想等问题。本质上,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类由多个合约匹配而成的组织,是一个包括劳动合约、资本合约、产品合约、服务合约和剩余分配合约等在内的"合约束"。合理有效的合约匹配有助于吸引社员积极参与合作社、维系农民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纽带关系,并提升合作社绩效。文章通过梳理合约匹配与农民合作社绩效提升关系的文献表明,通过优化治理、改进合约匹配,可以提升农民合作社的组织绩效、社员绩效及其社会影响等。     

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正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仍处于发展初期,合作社质量参差不齐、规范化水平不高,制约了合作社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影响了社会各界对合作社价值的准确认知,迫切需要以治理优化为重点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优化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的必要性农民合作社治理内容既包括由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组成的静态治理结构,也包括由决策、激励、监督等规则构成的动态治理机制。合作社治理问题非常重要,决定着合作社的益贫属性,     

社会创业动机导向的农民合作社行为研究 ——以江浙地区农民合作社为例

农民合作社作为互助性经济组织,须遵循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原则,契合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双方的组织管理特性、发展模式同样有机对应。农村专业合作社是典型的社会创业活动,然而从社会创业动机导向来看,江浙地区农民合作社行为存在着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够统一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盈余分配措施有失规范、组织管理能力存在缺失、有效应对风险能力较弱。相关部门应该指导农民合作社坚持社会创业动机导向,以产权分配制度优化促进互助性、普惠性,以组织管理水平提升生产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完善风险应对和保障体系,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和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扶持性信贷产品与服务,持续强化增强风险抵抗能力。并以浙江省台州市海华果蔬合作社为例阐释了农民专业化合作社行为中的社会创业动机导向,证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业活动能够实现社会价值和商业盈利双重目标的辩证统一。     

合作社在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中的角色及策略

农业产业组织体系是农民合作社重要的结构环境因素之一。生态位是决定合作社在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中的角色的关键因素。在农业产业组织体系背景下,农民合作社是具有合作制属性、产业化和制度性色彩鲜明的股份合作制的改进型中间组织,杂糅了合作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的农业组织化功能,而且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更具作用空间。面对现实的生态位情状,合作社必须在战略、组织和业务等方面进行变革和优化,以提升生态位效能及其运营绩效。     

农民合作社议价权、自生能力与成员经济绩效——基于381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民合作社的议价权和自生能力是影响其经济绩效的两个关键因素,分别对应于外部市场结构和内部制度安排。基于全国381家生产类农民合作社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和Probit模型,本文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合作社普遍还不具备增强议价权的市场条件和相应能力,但是,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内外部规模和产业链环节的市场结构方面占有议价权优势的合作社,增进成员经济绩效的概率更高;农民合作社在实践中出现诸多不同于法律规定和传统原则的变异,但是,那些满足异质性成员及集体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制度变迁是激励相容的,并构成了合作社自生能力的来源,能够增进成员经济绩效。本文间接揭示了当下中国农民合作社的演化趋势和深化变革的可能性。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益贫性的显著特征,这使其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农民合作社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通农户无股权,使合作社与普通农户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推动建立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份额,改善合作社的产权构成,使贫困农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合作组织并逐步提升合作自治能力,推动合作社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走上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异化抑或创新?——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特殊性的理论思考

本文试图探讨三个涉及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根本问题:(1)中国的农民合作社是否特殊?(2)如果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特殊性是既定的,那么,它为什么特殊?(3)这些"中国特色"的合作社还是不是"合作社"?本文研究发现,基于Leavitt的组织模型,作为舶来品的合作社在目标、参与者(成员)、技术(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基本组织要素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从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考察,中国的农民合作社之所以会呈现出特色形态,是因为其背后隐含着两大关键机制——先赋的产业化机制与引致的合法化机制。通过回归合作社制度硬核,并适当放宽合作社的定义域,本文认为,可以将"惠顾"划分为"直接惠顾"和"间接惠顾"。进而,本文推断,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民合作社是具有合作制属性、同时产业化和制度性色彩鲜明的股份合作制的改进型(且为过渡型)中间组织,这些合作社并非异化的或伪形的合作社,而是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形态。     

欧洲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从关注中国农民合作社异化现象出发,选取荷兰与意大利这一北一南两个欧盟成员国作为案例,通过分析与比较案例国家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揭示出制度环境和政策设计对合作社转型所起到的作用,进而就其为理解中国当下合作社异化现象所带来的启示展开探讨。与以往对中国农民合作社"失范"现象的观察结论不同,本文分析表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特殊组织质性充分表现出其对制度定义、性质、理念与环境的诠释与适应。     

农民合作社的基本能力对其规范程度的影响*——以内蒙古多伦县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实证分析农牧交错区农民合作社的基本能力对合作社规范程度的影响,农民合作社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合作社中大量不规范现象的存在,致使合作社难以发挥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的作用,也使国家对合作社的各项扶持惠农政策落空,严重影响了合作社事业的健康发展。目前对于合作社“规范性”问题的特征与成因的分析多以理论思辨和个案探讨为主,并且研究对象多是南方山地丘陵地带的农民合作社。[方法]研究以农民合作社为对象,采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系统抽样得来的77个合作社横截面数据,通过系统收集的各合作社章程、惠顾返还数据及决策权分配情况作为合作社规范程度的考核指标。[结果]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理事长身份、信用等级、政府项目支持和销售市场都会显著影响合作社的规范程度而合作社的内部社会关系和股东背景在合作社规范程度方面无显著影响,拥有更好的制度表现和更广的销售市场的合作社更可能是规范合作社。[结论]合作社的基本能力对其规范程度有显著影响,农村能人担任理事长,并且股权结构更加平均分配的合作社更大概率是规范合作社。而外部支持如政府项目、信用等级和销售市场,对合作社规范程度也有显著影响。该研究从基本能力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解释了农民合作社规范程度的影响因素,为农民合作社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参考案例。     

内部信任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分析

农民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但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合作社内部缺乏信任,使其很难"真正"合作起来。为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法等方法,运用SEM模型分析内部信任对合作社整体绩效的影响,探析关系信任、制度信任对合作社绩效(经济绩效、非经济绩效)的作用比例。结果表明,关系信任对合作社整体绩效的影响明显高于制度信任;制度信任对合作社经济绩效的影响大于关系信任;关系信任对合作社非经济绩效的影响大于制度信任。以上结果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及合作社管理者提出面向绩效提升的内部信任优化机制,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改善经济环境有助于提高农民合作社治理效率吗？——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提出产业兴旺的基本要求,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农民合作社正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在农民合作社运行过程中,经济环境对其组织治理至关重要。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苹果合作社为案例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农民合作社治理效率并分析经济环境对合作社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对农民合作社治理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农林牧渔总产值、财政农林水支出和农业人口比例的增加以及苹果产业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农民合作社治理效率;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后,农民合作社治理的总效率略有上升,纯技术效率有所增长,规模效率略有下降,多数农民合作社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提出优化农民合作社治理环境,提高其治理效率的对策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元能力建设及其治理效应

本文基于"组织双元能力"理论视角、以6个柑橘合作社为例分析了合作社双元能力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效应。合作社的双元能力以"资源利用能力"和"资源探索能力"为核心,以外部资源整合及内部治理结构优化为路径,能够有效提升合作社的治理效益。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合作社通过多种途径对外部资源进行争取、俘获和整合,这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其内生资源不足问题,还显著优化了其资源结构;在资源探索过程中,在合作社内部形成了极具效力的层级化资源传播体系,同时,借助乡村社会中广泛分布的熟人关系网络,合作社的资源传播、转化以及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得以不断强化,其辐射范围迅速扩大。可见,合作社的双元能力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合作社资源结构和治理结构的优化,不断突破其所面临的治理困境,进而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对农民合作社地方立法的思考——以江苏省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农村组织制度的一种创新。各地农民合作社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超常规发展以及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农地股份合作社等新型农业合作社的涌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各地农民合作社的现实发展需要。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各种类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各地人大应加快和完善农民合作社的地方立法工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度测量及应对策略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实地调查

基于2011年广东省18市42县的93份有效调查问卷,遵循“罗虚代尔原则”中6项考核指标,结合调查统计结果测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度。在此基础上,文章从获得合法的法人身份、降低组织管理协调成本、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4个方面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的原因。文章的对策建议是：优化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强化成员的合作理念、加强农民合作社法宣传和完善农民合作社组织治理结构。